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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没有人的血性。由他的冷血面孔，让人时时想到死亡。只有这样，才是彻底的曹操。”
武则天所犯下的违反人性的罪恶，更是令人齿寒了。假若这个小女人不去争宠帝王处心积虑往上爬，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即使是她个人的一个小小悲剧，我想也比她后来呼风唤雨、阴谋使坏、心狠手毒、残杀亲人、栽赃陷害、酷刑逼供、血染皇冠……酿成许多人（包括被她杀死的两个亲儿子）的大悲剧要好得多。武则天虽在确立科举制度、提高庶族地位方面有所作为，但其人生目的无非就是弄权。（像武则天一样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的小尼姑还多哩，如果后宫的三千粉黛个个都像武则天一样不甘寂寞、呼风唤雨、使坏弄权，岂不乌烟瘴气、天下大乱了吗？）武则天是只顾改变自己命运而不顾别人命运的。她夺取帝位只是为了满足权欲，享受男色，满足一己的心理欲望和物质欲望。武则天一生谋杀了九十多人，其中包括她的亲人二十三人，李治家族的三十四人。权力就真的那么可爱吗？武则天纵横捭阖谋政弄权几十年，到头来，她的内心是空虚战栗、不得安宁的。武则天临死时的心理，我想可能非常复杂。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鸟之将死，其鸣亦哀。武则天深知自己一生为了争权夺利，使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残害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其罪是不可原谅的；她也深知骆宾王所写的有关她的种种事实，确实也是罪不可赦的。她赞美骆宾王的文采不是有什么雅量，而是出于无奈（就像曹操赞美陈琳一样）。如果说武则天还有一点可取、可爱和诚实的话，那就是她决定死后立一块无字碑。这个老女人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是呀，假若立一块有字碑，写什么呢？歌功颂德吗？她问心有愧；写她的残酷劣迹吗？她又不愿意。她自知做的坏事太多，死后立碑，肯定有人要揭她的老底。她死了，没有人怕她了，因此，趁她还有一口气，再下一道最后的圣旨：立无字碑。她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已经过去的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糊涂账。武则天临死的忏悔，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她若是个有神论者，想通过最后的忏悔不下地狱，恐怕也是不行的。我认为她的忏悔的现实意义，倒在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天还有人对这些故事不加批判地津津乐道，我觉得很残忍。
唐代贞观之治后的社会算得上安定和谐，政治局面也算得上并无大虞。武则天心怀叵测，大开杀戒，弄得朝野上下鸡犬不宁，有什么益处和作用呢？她的所作所为除了毒化社会风气、败坏人伦亲情，还给国人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把武则天的阴险自私争权夺利说成是“伟大的革命”和“历史创举”（易中天语）是荒唐可笑的（这与捍卫女权扯不上边。更不是什么男人能当皇帝女人也能当皇帝的问题）。武则天留给后人和历史的只能是她人性恶的大爆发，是她不良品格的大展露，是她野心勃勃的一次疯狂的大表演！
人性的善恶，在权力荣誉和金钱美色上最能集中体现，无论男女都一样。金钱美色，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让人得到享受；权力荣誉，能满足人的心理欲望，让人得到快感。但，不同的人品、不同的价值取向，对金钱美色权力荣誉也有不同的选择。古今中外有无数这类先例。当人的善的天性启动，人可以用正当的平和的手段，在不损害或较少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去实现目的（倘若不能实现，他可以放弃）；当人的恶的天性启动驱使时，人便不择手段、阴险狡诈、野蛮残忍，不惜损害别人利益，乃至伤害别人性命达到自己的目的（倘若不能实现，他们还可能要困兽犹斗作垂死的挣扎）。还有一种修养极高品德完美的人，即使面对权力荣誉金钱美色，他们也会无动于衷，心静如水。诸葛亮与曹操、长孙皇后与武则天，可算作两组人性优劣的鲜明对比。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曹操则胸怀“大志”，腹藏奸宄，“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长孙皇后道德高尚、贤淑温良，常劝太宗多纳忠谏，少听谗言，近贤臣、远小人，终致让他明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如果没有长孙皇后，敢于庭争的魏征，有十个脑袋，恐怕也被李世民砍掉了）。武则天呢，觊觎权力，嗜血贪婪，可能早年即与李治私通，猎他为囊中之物，然后一步步靠近权力中心，爬上金字塔顶尖。李治即使不如乃父精明强干，武则天当了皇帝后又干出了多少辉煌的业绩呢？后太宗时代的谋臣良将众多，即使辅助一个懦弱平庸的高宗，无为而治，我想亦要比武则天一心夺权、乱政祸国几十年好得多。诸葛亮的英明伟大正直无私、长孙皇后的温柔敦厚明理通达已成千古佳话；曹操的狡黠奸诈凶险多疑、武则天的狠毒残忍冷酷兽性必留万载骂名。回顾历史，到底谁优秀？谁杰出？谁魅力犹存？谁光彩照人呢？
易中天先生把人性的“善”、“恶”二元化归结为“简单”二字，是一种肤浅的见解。他在征引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到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一段文字后说：“正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苟安耽乐，辅臣是独裁揽权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
制度问题确实是个关键和核心问题。不仅封建专制制度，任何专制独裁的制度都是邪恶的。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呈马鞍形的起伏不定，统治时间有长有短，执政期间有猛有宽，有时残暴恐怖，有时相对开明，有时动荡不安，有时相对稳定，不能说与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和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没有关系。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是明君、仁君、贤臣、清官，即使是到了行将没落的晚期也可能苟延残喘，拖延一段时间；一个王朝如果它的统治者是暴君、昏君、贪官、孽臣，即使处于初期，这个王朝也会土崩瓦解，彻底完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可谓势头正旺，但暴虐无道，民不聊生，仅仅维持十几年，到秦二世便消亡了。王莽新政、隋炀帝统治等等都是短命的先例。怎么能说帝王将相，特别是帝王的个人品德、人格、作风、个性，对治国安民“无关紧要没有意义”呢？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出好人政府，主张贤良治国，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现代的宪政议会民主制度比专制独裁制度要优胜百倍千倍。然而即使是在先进的制度下，好人、坏人以及贤良、奸小，照样也会发生不同的作用的，或推动历史前进，或拉着历史倒退。好在民主的制度能够制约坏人、奸小，使他们较少机会得逞。制度是人创造的。制度的目的也是扬人之善，惩人之恶。丘吉尔说民主制度也有缺点，就是他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就是在自诩为最民主的美国也会有“水门事件”、“克林顿丑闻”出现。民主制度提供一个平台，一种手段，一个机会，让法律和道德展示力量。法律是对形体的惩罚，道德是对心灵的惩罚。法律的力量让尼克松在弹劾中下台，道德的力量让克林顿忏悔一生。一介草民一个小老百姓的人格、品德、个性、作风出了问题，也许无伤大雅；一个领袖人物的人格、品德、作风、个性出了问题，便会关系到国计民生了。特别是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这种坏品德一旦恶性发作，举国上下就会堕入深渊。人们希望像胡适先生所说的“好人”掌权，免得他们遭受更大的灾难与不幸。但这里要再重复一句：即使在民主的制度下，我们也要选举德高望重、人格完美的领导者，而要防止觊觎权力、善于伪装的奸佞小人。这绝不是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大体区别一下还是有可能，甚至也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个人品质很坏的政治人物。当我们在回顾这个民族的巨大伤痛时，我们千万不要护短，也千万不要怕家丑外扬，只有暴露了痛疽，才能够得到疗救。如果说像武则天那样权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都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高明的政治家”（易中天语），那么，中国的许多历史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