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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狮作战
我想这是适当的位置，容许我在这里对于希特勒的入侵计划和使他放弃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略加评论。
假使希特勒是真正相信在法国被击败他就赢得了这次战争，而征服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他才是错到底了。英国人对于他的招降反应冰冷，证明英国的政府与人民都无法说服。
于是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就要不得已而思其次了。
任何政治家或最高统帅，当战争中突然有全新的情况发生时，就都会要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军事上的挫败，或者是政治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另外的强国加入了敌方。在这种情况中，他也许将会毫无选择的余地，而必须把现有的“战争计划”完全丢弃掉。同时，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资源估计得太高，而对于敌人的则又未免估计得太低，所以才会受挫，或者是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错误。
但是当他的军事作战目标已经完全达到，而且更远超过最初的料想，那么一位国家元帅或最高统帅在研究何为“下一步骤”时，情形就大不相同。当时的德国究竟有没有所谓“战争计划”，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诚然，并无任何的战争是完全依照某一方面的固定计划而发展。但是自从1939年9月起，希特勒即已冒险与英法两国作战，他也就有责任应该事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发展以及应付的方法。非常明显，在对法国的攻势尚未发动之前，甚至在攻势之中，德国的最高统帅部都毫无“战争计划”，以决定一旦所希望的胜利赢得之后，还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自动投降，至于他的军事顾问们，则感觉到应该等候“元首的决定”。
上述的情况是德国缺乏完善军事高层组织的必然后果。当希特勒自兼最高统帅之际，他并不曾建立一个帝国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在负责作政治决定的国家元首之下，并无一个军事权威当局被授权负责拟定这种全盘战略。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是把最高统帅部当作是一个军事秘书处看待，无论如何，它的负责人凯特尔也是一个最没有能力向希特勒就战略问题提供顾问意见的人。
至于说到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希特勒实际上就完全不准许他们对于大战略发生任何的影响。他们虽然也偶然在私人的谈话中，可以发表对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是最后希特勒却还是根据其自己的思考来作决定。希特勒是如此的坚持认为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政策，除了在挪威的作战中，雷德尔（Raeder）也许曾经作最初的建议以外，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有关全盘战争政策的基本决定，是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三军首脑的。
因为没有任何机构曾经获得草拟“战争计划”的授权，而最高统帅部则更是如此，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只好听命于“元首的直觉”。像凯特尔和戈林之流，对希特勒一直视为天生圣人，甘愿俯首贴耳。而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只好沉默地接受。事实上，所有三军的总参谋部，在它们的内部固然也都进行过对长期政策的研究，但这对大局却是毫无补益的（例如早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雷德尔元帅曾命令海军总参谋部研究在英国海岸上登陆的技术可能性与要求。）。德国并无一个希特勒认为不仅是一个专家或是执行者，而且有资格负责主管全面战略的真正的总参谋长。
这种指挥形式，其结果就是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当西战场的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面对着下一步骤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除此以外，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又有两个新的事实要应付：
1。 有一个尚未击败的英国存在着，它还是不愿意与德国媾和。
2。 我们的新邻国俄国有出面干涉的危险，不管它现在如何装着爱好和平。在1939年11月间，当希特勒强调说明在西线有速战速决的必要时，他也就早已认清了这个威胁的存在。
基于这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三帝国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应该赶紧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斯大林错过渔翁得利的机会。
假使无法使英德之间获得谅解，则德国必须要尝试用军事实力消灭其最后的对手——英国。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不曾企图用常识作基础，一劳永逸地决定今后欧洲的命运。一点都不假，希特勒愿意避免与英国之间的生死决斗，因为他的真正目标是在东面。
不过在法国战役结束之后，他在德国国会中所发表的和平试探讲话却未免太空泛，不可能引起良好反应。此外，希特勒此时因胜而骄，对于他自己的必胜已经具有狂热的信心，所以即使对方同意和谈，他是否肯接受一个以理智和正义为基础的和约也似乎还颇有疑问。而且更进一步，他现在也已经是他自己行为的俘虏，他已经把波兰的一半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送给了俄国，只有用一次新的战争才能收回这些土地。他容许意大利贪食法国的领土，使他自己对于其同盟国具有依赖作用。最后，自从吞并捷克之后，他在全世界上的信用已经破产，即使他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可是却不会有人愿意再相信他。
假使希特勒在击败了法国之后，能用谈判的手段建立一个合理的和平，则德国人民对他就会高呼万岁。
德国人并不想把那些波兰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土地并入帝国版图之内，他们也不想收回过去曾经一度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区。所谓优秀种族应该支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观念，除了少数狂热的党徒以外在德国并没有人对它加以认真的考虑。希特勒只要吹一声口哨，命令他的宣传队向后转，则德国人民拥护合理和平的呼声马上就会自动表现出来。
不过在另一方面，英国的民族性——丘吉尔个人就是标准代表——却很可能阻止英国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中或任何以后的阶段中，对一个合理的和平解决作任何认真的考虑。英国人的韧性是很值得敬佩的，当他们一旦投入了战斗，不管当前的情况是如何艰险，他们都有打到底的决心。尤其是他们只知道无条件痛恨希特勒和他的政权，还有所谓“普鲁士主义”，但却忽视了俄国是一个更坏的政治制度，对于欧洲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此外英国政策也还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即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英国投入战争的最后动机即为重建这种平衡，因为德国在欧陆上太强大了，所以英国才要求击败它。英国人却不曾认清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大害，所以世界性的力量平衡才是更大的需要。
除此以外，丘吉尔这个人也许具有过份的战士气质。他的心目中所注意的问题就只是战斗和最后的胜利，其视线不曾超过军事目标透入政治的领域。仅仅在几年以后，当俄国人已经进入了巴尔干，丘吉尔才开始注意到此种发展的危险，可是到了此时，他却已经斗不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联合势力。
此外，像丘吉尔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忽视俄国对于德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作用。不过专就战争而论，他却认为这是对于英国有利的。相反，他却从来不曾想到，若是此时与德国妥协言和，则不久两个极权国家就会互相火并。事实上，丘吉尔对于德俄两国的强弱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就一定会认清这是一个二虎相斗两败俱伤的局势。所以这个局势的结果会自动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主宰——姑不说这个斗争足以决定这两个极权统治者的最后命运。
在一个独裁、思想斗争、和“十字军”的时代中，群众的感情被放纵的宣传所操纵，所谓“理性”简直已经不存在。所以对于双方人民和整个欧洲而言都至为不幸，英德两国终于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只好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西线战役结束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下一步骤的问题的答案还是继续对英国作战。但是由于事实上德国方面并无一个超出了欧陆西战场以外的战争计划，所以也就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