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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强烈的批评，这是其他的人所不敢效尤的。希特勒虽然不耐但忍受了这样长久的时间，足以证明他对于曼施坦因的能力，也是十分敬佩的。这与希特勒对于多数将领和整个总参谋部的态度，恰好成一个对比。但是累积的效果也终于有一天使希特勒不能忍受了，尤其是每一次事后看来，都总是证明曼施坦因的警告又不幸言中了。所以到了1944年3 间，希特勒终于达到了其耐性的极限，把曼施坦因束之高阁了，不过他的态度还是非常有礼貌，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这样就结束了盟军最可怕的军事对手的一生事业。这个人能够把近代化的机动观念和经典化的运动意识合为一体，而且又精通技术和具有伟大的推动力。
利德尔… 哈特
原序
这本书是一个“军人”的个人记载，在其中我故意避免讨论政治问题，或是与军事方面无直接关系的事项。就这一点而论，也许值得引述利德尔… 哈特上尉所说的一段话：
这次战争中的德国将领要算他们这一职业中的最好产品——无论就任何方面而言都是一样的。假如他们的眼光能够更放宽一点，认识更深入一点，则其成就也许还会更好。不过假使他们变成了哲学家，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是军人了。
我尽量对于事情不作事后回顾的看法，对于我的经验、观念和决定，都是以当时的实况为准则而来加以叙述的。换言之，我不是一个历史研究家的态度来著书，而是一个实际参加者的身份来叙述一切。但是尽管对于一切的经过，和有关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作的决定，我都是尽量尝试作客观的记载，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却还是主观的。虽然如此，我仍希望我的记载对于历史学家能有相当的用处，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够专靠档案和文件来获得事实的真象。一个应该知道的必要事项即为主要的人物在当时如何思想，和对局势如何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档案或战争日志中很难找到的——即使找得到，也决不会完全。
在叙述德军1940年西线攻势计划的形成时，我是违反了泽克特上将（Col。 Gen。 V。 Seeckt）的遗训，即参谋军官应作无名英雄。我觉得我现在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个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不过这却并非由于我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实际上，是我过去的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和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将军（Gen。 Blumentritt），首先把这个计划的故事告诉利德尔… 哈特（ 当时我没有机缘与他会晤） 。
在这个对于军事问题和事件的记载中，我也偶然的把一些个人性的项目包括在内，因为我相信即使在战争中，也还有人性的因素。在本书后面几章却缺乏人情味，其原因是在这个阶段中，我的责任沉重使我感到忧烦不堪，所以无暇及此。
我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职务使我对于一切事情的叙述，大致都是站在较高级将领的观点来看的。不过，我却希望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在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尽责精神，加以各级指挥官的能力和责任感。使我们赢得胜利就是靠这些素质。专凭这些素质才使我们能够对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强敌。
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希望对于在战争最初阶段中做我的总司令的伦德斯特元帅表示诚恳谢意，因为他总是完全信任我。此外，对于我所指挥的各级官兵，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司令部中与我共事的人员，表示同样的谢意。尤其是对于我的参谋长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更应如此，因为他们经常辅助我并给我以忠告。最后我还要感谢帮助我写作和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人们。
曼施坦因
第一章 暴风雨的前夕
自从德国兼并了奥国之后，我就只是从一个距离军事中心很远的一点上，来静观政局的发展。
在1938年2 月初，当我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中升到第二个最高的职务——参谋次长——之后，我的总参谋部军官的生活却突然结束。由于一种阴险的政党阴谋作祟，弗里特希上将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一部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部下，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与他一同被逐出了陆军总部。此后，我就改任第18师的师长，对于一切属于高级统帅部主管范围的事情，当然是无权过问的。
事实上，自从1938年4 月起，我也必须专心致力于我这个师长的份内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任务，但同时也要用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因为当时陆军的扩充工作距离完成的标准还很远。因为新的单位继续的编成，所以使那些已有的部队必须经常改组。当重新武装的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尤其是军官和士官的人数也随之而激增时，我们要想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内部安定和高度训练的部队，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则对于各级指挥官，就必须要作最严格的要求。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尤其是一种满足，因为我在柏林住了几年之后，很难得又有了这种再与战斗单位发生直接接触的乐趣。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最后一年半的和平生活，尤其是那些组成第18师的西里西亚子弟。有史以来西里西亚（Silesia） 就一直是良好军人的产地，所以对于这些新单位的教育与训练是一种很愉快的工作。
这个时代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即为对于苏台区的占领，这就是所谓“献花的战争”（Floral War） ＇ 译者注：其意义就是说当地人民献花迎接德军。 ＇ 。在这个时候，我调任李布上将（Col。 Gen。 Ritter V。 Leeb）集团军的参谋长。于是我才知道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Gen。 Beok） ，为了捷克问题曾经与希特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因为我所敬爱的总参谋长终于辞职了。他辞职之后，也就切断了我与陆军总部之间的联络线。
所以直到1939年夏季，我才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已经在准备对波兰的第一次攻势部署，此即所谓“白色”（Order White） 作战。在1939年春季以前，根本上就没有这一类东西的存在。相反的，我们在东部国界上的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防御为基础的。
在上述的作战命令中，我是被内定为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则内定为伦德斯特上将，那时他早已退休。这个集团军群是预定展开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Moravia） 的东部，还有一部分则在斯罗伐克（Slovakia）。依照这个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一切详细的安排。
因为集团军群总部在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在总动员时才成立的，所以现在先组成一个小型的工作小组，开始来处理有关新作战命令的事宜。1939年8 月12日，这个小组在纽汉麦（Neuhammer） 的西里西亚训练区中开始工作。指导工作的人员为布鲁门提特上校，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并内定在动员时将要充任集团军群总部的作战处长（Ia）。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好运，因为我对于这位能力特优的人员，是具有密切信心的。在苏台区危机中，我们曾一同在李布集团军中服务，这样就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认为在这种时候，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之间发生情感的事情，自他人看来也许是不足道的。我最欢喜布鲁门提特打电话的姿态。他的工作速度总是高得惊人，当他手中握着送话器时，一方面对答如流，而另一方面又具有良好的幽默感。
8 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的未来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也来到了纽汉麦。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作为是大战术的解释者，他是极为卓越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人，在一刹那之间，即能把握着任何问题的要点。实际上，他是的确能够不管一切的细节小事，而只注意大问题。他是一个老派的绅士，这种典型在过去是曾经使生活增加了许多的光辉，但现在却已经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位将军具有一种风度，甚至连希特勒也都为之心折。希特勒对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真正的爱好，甚至于在两次罢免他之后，还留着一点余念。也许希特勒对于这种将军之所以如此具有好感的主因，是因为他代表一种过去的时代，这是他所不能了解的；而他所具有的气氛也是他所从来未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