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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死505 人，伤759 人，失踪42人。
士兵：死6；049 人，伤19；719人，失踪4；022 人。
10月5 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所有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盛典。很不幸，在结束时却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它也适足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其对于陆军将领的态度。
原定的安排是在希特勒飞返德国之前，应与部队的指挥官们会晤一次，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在一个飞机库中，安排了一张桌子，并由一个野战厨房提供食品。当希特勒走进来时，看到了桌面上铺着的白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他马上转身就走，跑到外面去与部队坐在一起进餐。吃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走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这是一种故意的做作，表示他具有“群众”化的风度。但是我却很怀疑他这种行为，是否会真正的赢得那些军人们的赞许。我敢断言，当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之后，国家元首若是为了尊重全体部队起见，实在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若果如此，则他们对于这种姿态是一定会大表欣赏的。他对于后者的待遇，简直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不久以后，波兰战役就被人形容为“闪击战”（Blitzkrieg）。诚然，若就其执行速度与结果而论，那的确要算是一个空前的杰作。直到以后，德军在西线上发动了攻势之后，才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相似例证。
不过为了要作公正的评价起见，则我们就必须先记着在前一章中，对于波兰方面的分析。
事实上，德国人是不仅具有优势，而且在开战时也有了许多比较有利的条件，只要更能符合下述的两个假定，则他们赢得这个战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为德国人为了在东线上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在西线方面就必须要准备作相当高度的冒险。
第二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于波兰人作适当的援助。
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方面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不过这当然又还附带着有另外一个假定，即波兰的统帅部能够具有较大的现实感。换言之，它在开战时，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资源，企图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东西，反之却能集中其力量于要点之上，并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而有系统地战斗，这样就可以使德国人真正的面临着一个两面战争的矛盾难题。波兰部队是很够英勇，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也许就能苦撑下去，直到盟军达到了莱茵河时为止。于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国统帅部要认真考虑在波兰方面叫停的问题了。
诚如施里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说过的，较弱的一方面对于对方的胜利，作了其自己的贡献。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因为我们敢于冒险，所以能获得数量优势和作战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须承认我们在波兰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还是因为德国的战斗部队有了较好的领导和素质。
我们成功的速度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即为对于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队，作了一种非正统性的使用，而更用一个远较优势的空军来担负支援。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与负责以外，还是德军全体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诚然，德国重新武装的物质成就，大部分是应该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努力，可是专凭数量优势却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小型“国防军”（Reichswehr），虽然当时曾经为许多人所看不起，却能够从1918年的失败中，使德军的训练和领导的伟大传统得以复活。现有的“新国防军”（Wehrmacht） ，要算是旧国防军的儿子，它的成就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不再退化为静态的战争。在新的工具帮助之下，德军在机动作战中重新获得了真正的领导艺术。个别的领导力发展到了一时无两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国的新国防军已经光荣地通过第一次考验。直到此时为止，陆军的总参谋部可以完全不受外来的干涉，自由地采取行动。军事指挥官保有完全的指挥权。部队所打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战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战斗中还可能保持着古代骑士的侠义风度。
10月15日，陆军总部中作战部门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 来看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在这个月底，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也就移住西线了。我们现有的地位将用第8 集团军接替。不久以后，我自己也奉命于10月21日，到设在左森（Zossen）的陆军总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我于18日离开罗兹城，中途还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负了重伤在布里斯劳的医院中休养。
于是就等着面临一个新任务。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很快乐地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 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当军校学员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 ，他在1944年7 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 作战） 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 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