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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泉，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实际上在1997年就吹响了，但直到2000年，酒泉市包括所属县市的152家国有企业才进行第一轮的产权试验。国有资本就像下山的夕阳一样，它长长的影子不再笼罩在那消耗大量资源却没有效率的厂房上。
人人持股的方式是酒泉分解单一国有产权的第一步，根据工龄的长短给员工配股，每一工龄配500元股，即使干了30年的员工，也不过配上1。5万元股，而管理层持股数量高于员工2—3倍。股份合作制中虽然改变原来的国有独资制，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并未解决。
员工比较认同这种改制，他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但人人持股的方式还是没有解决产权清晰的问题。大家觉得都有权力掌握企业，而实际上谁也决定不了企业的命运。你不关心企业的走向，我也不操心企业能否摆脱困境，企业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之中。
引进私人资本使国有资本整体退出，员工整体安置，带来了酒泉第二次国有产权裂变的浪潮。员工按工龄持有的股份以每年1000元的价格量化给个人，资金由新的收购方支付。拿到资金的员工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完善了产权关系的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国有资本结束了它统治的时代。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2） 解除了劳动关系的员工，如果被资本方看中就与新的老板签订合同。收购企业者大多数是原来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通过贷款、积累等方式，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
有些企业只要能偿付员工的安置费，企业资产就以这个价格被资本方收购，而债权与债务也随之落到他头上，但大量由计划经济留下的债务靠什么来还清仍是一个未知数。收购者有的是以贷款买下了企业，企业旧有债务没有还清现在又背上了新的债务，接手收购企业的日子成为他们负债经营的开始。
银行贷给原来国企业的资金，仍要这些新的资产所有者去最大化创造利润来加以偿还。因此，银行与新的资本方继续保持着过往的信用关系。
新的资本方在收购了原来的国有企业后，他们给企业带来了一种什么的命运？他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经营理念？被他们聘用的员工如何看待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资产的所有者？资方与劳方在利益分配上会发生哪些冲突与矛盾？
有一点很清楚，资产所有者与员工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资方要获得利润就必须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并清除旧体制留在企业身上的烙印；而员工要使他的位置不被新来的人取代，就要最大化地创造价值以被资方认可。
两种压力的碰撞，将那些生了锈又重新上了油的机器运转得更有效率，靠自己掏钱卖下来的企业，每付出一分钱老板都要计算它带来多少回报，效益就在资方对每一分钱成本的控制中，获得了最大化的提高。滚滚而来的利润印在了资方露出笑容的脸上，破败不堪的国有企业经过他们资本的武装获得了市场胜利。
每一天企业会产出多少货物？需要多少成本能够换回多少利润？企业还能支撑多久？技术是否能超越竞争对手？还有多大的市场没有占领？明天是否要调整产品结构？所有的疑问都在他们心中涌动，忽而紧锁着眉头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一忽而在轰鸣的机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追求每一天利润上升的激情，时刻将他们的内心搅得热血沸腾。
将亏损的国有企业卖给了资本所有者，政府似乎减轻了压力。但失去原来保障体系支撑的员工，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得到了补偿？没有一个谈判场所能让工人们提出补偿的条件。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不得不离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但国有身份的突然失去使他们感到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疑，这种变化莫测的巨浪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遭遇。而那些被资本所有者留下的员工，也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资本所有者：会给自己的劳动支付多少价格。
推动私人资本收购国企的官员，也深知那些下岗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福利保障。然而只能维持吃饭的财政，实再是囊中羞涩，难以给工人处于最低保障线的生活增添一丝温暖的色彩。
重建新的工业精神与企业管理秩序，淹没一个破落、陈旧工业时代业的苍白与伤痕，将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种子播在由传统文化包围过的每一个工人的心中，新的资本所有者能实现这种使命吗？他们是否会在独断专横中，将家族化的影子笼罩在还没有消除亏损的企业中？
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工业化，未受过现代职业培训，也不是从一个纯粹的私营企业成长起来，而是在低效的体制将国企资源快要耗尽时，新的资本所有者才在资本的驱使下充当了收购的角色。
银星纸业是在2002年结束了国企的身份，控股者曾任酒泉市副市长。他出资收购银星时，企业负债2000多万元。支付员工转换身份需要的资金后，银行贷款成为支撑它启动新项目不可缺少的因素。
银星年产量2万吨，原料供应紧张。银星造纸的原料主要是小麦秆，酒泉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使农民种植小麦的面积大幅减少，原料供应受到制约。银星不得不寻找新的原料。
在现有的产量下，每年需要原料4万吨，缺口在1万—2万吨。原料不足加上资金紧张，是银星扩大规模超越竞争对手的一大障碍。
以每年工龄1000元的价格，员工结束了与原国有企业联结的身份。但还有700多名员工与新的出资人签订了雇用合同。重新签订了1—3年合同的员工面对新的资本所有者，他们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政府制定了买断工龄的价格，使得工人难以与政府展开谈判。他们在国有企业几十年的消耗，最终只得到了一年几百元或一千元的补助，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政府也有他的考虑，如果价格定得过高那些亏损的企业根本就卖不出去。
新的资本所有者似乎吸取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收益者相分离的教训。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积极安排管理层持有公司的股份，使管理层紧紧地围绕着公司利益运转。有40多名管理人员每人出资5万元成为了银星的股东。
资本的刺激很快收到了效果。银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先生说，现在他是公司股东之一，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尽管是2003年国庆节，可他从1日就来到公司上班，他每天都要来公司里看看是否有不安全的现象出现。
强烈的责任感无疑来自他的公司股东身份。公司的财产已有他的一份，他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司资产增值升值，利润刺激着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加快企业运转。
有意思的是，银星的工会与党委组织并没有被老板放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或者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而消失。相反，工会与党委进行了重选，成为旧体制结束时，工人与新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一个粘合剂，减少工人们在新体制中心理上的被抛弃感。
工会亲近员工，安慰员工，给员工节日里的喜悦，帮助困难的员工，至少使他们在心中感到工会能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银星的资本所有者让工会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如同机器获得了润滑油能够更加高速运转一样。
资本所有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企业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如果员工的积极性能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释放出新的能量，利润自然会流进自己的口袋。
不同的职位在银星获得不同的收益。个性、能力和创造性得到了不同的发挥。收入都超过了原来的水平，即使是几十元或者上百元的增加，都能使员工感到他们的利益在增加。
一个员工对我说，银星改制之前，他干了10多年每月收入还是300元，现在达到了900元。过去的300多元使他感到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困难，自己的尊严无处实现，离破产边缘不远的企业使他几乎看不到希望。
20多年在国有企业暗淡的日子里，他既不可能积累财富也没有看到自己价值的上升，拿到工龄补助款后他才有了银行存款。他认同改制，新的企业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为资本家打工的想法随着收入的增加渐渐地消除。
压力也随之加大，一夜之间国有身份被打破，上班喝着一杯茶看着一张报纸就能拿到工资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