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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姬女士这样刚开始怀着极大的热情打井，最后以希望破灭告终的投资者在靖边还有很多。来自温州的叶先生当初在广州看到了靖边县在《海南特区报》登的招商广告，当时他在广州做贸易。
带着怀疑的心情，叶先生于1997年来靖边作了一次考察。他不相信石油作为国有资源会对私营企业开放，实地考察后他感到县政府确是在招商引资，很快寻求石油财富的欲望在他内心涌动起来。
1998年他怀揣巨资在荒凉的土地上打了一口井。可他运气不好，第一口井没有出油，这一下他的投资就全赔了进去。不甘于失败的他又买了一个井位，奇迹仍没有出现，他看到的是一个出油量很低的井。
他狠下心来与当地人合作，打了一口1300多米深的井，出油却只有600多公斤。从1998年到1999年这两年的时间，他为打井损失了300多万元，失望的心情笼罩着他，在绝望的时候他遇见了来自福建一位姓刘的投资商。
2000年叶先生通过银行贷款，向私人借高利贷等与其他股东合作出资打井，虽然打出了7口井但出油量却很低，希望仍是那样渺茫。目前他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也许是负债过重，他已有4个春节没有回家。他感到无法向家里人向朋友交代。
到油井收回之前，叶先生也没有怀疑政府会将油井收回，仍相信县政府会信守承诺。2003年5月27日，县里派来的乡干部到油井说是给油井测产量以应付上级检查，叶先生相信政府是在为他的利益着想，并买了酒菜热情地招待他们。
不久，政府又派来了一个看井的人，说是互相调换要投资商撤一个人下去以应对上级的检查，叶先生信以为真将自己看井的人换了下去。没过几天政府又派来了人，将叶先生看井的人全部换下去了。
看到这个现象，叶先生感到情况有点不妙，内心不由得到升起一种紧张。伴随着他的不安，2003年6月6日，他看到一个通知：6月8日，炼油厂将停止收油，直到这个时候叶先生才如梦方醒，他明白了政府派人看管油井的意图。
此时，叶先生感到要把打出来的油卖出去。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天多，而按原油的生产程序，生产一罐容量为25立方米的原油后，需要加热到大约80度以脱水，这个时间不能少于36个小时。
但通知是在6日发出，8日将要停止收油，如果不在8日以前把油卖出去，那么在上游的政府将会把油井收回，下游的炼油厂也会拒绝收购，这两面夹击损失的只是投资者。这种情况使投资者感到一片恐慌，严峻的现实使叶先生感到只有迅速调动一切力量，把油运出去才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而平时运一车油运费只需要100元的车主，他们也乘机将运费上涨到每车300元，叶先生也只能忍痛花高价雇请车辆运油。到炼油厂时前来交油的车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即使是这样叶先生仍有几吨油，在炼油厂停止收购之前没有运出去，以至被县钻采公司接管。
“那时我们来靖边县打井时，不是现在你看到的高楼大厦，而是老百姓拿着一个鸡蛋去换大米、面粉，街上哪一个人拿上了手机？现在不仅是城里车水马龙，就是在打油井山上的农民也用上了手机，这一切都与来自各地的投资商开采石油，给当地的经济作出功不可没的贡献有关，没有投资商来开采石油，靖边的经济能发展得这样快吗？可当地政府却这样对待我们，不经协商就把油井收回，我们的利益靠谁来保护？”叶先生愤慨地对我说。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谁更有资格拥有开采权 一位投资商告诉我，由于一些投资者在北京，向国务院反映陕北石油开采整顿的情况，希望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许是投资者的努力，2003年6月24日，曾培炎副总理对整顿油井作了这样的批示：对清理整顿小油井是必要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给经县政府认可的小油井投资者以出路，保证其合法权益。
就这个批示，我采访陕西省经贸委副主任张怀宇时，他告诉我，曾培炎副总理这个批示他也知道，他认为这个批示很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他们也按这个批示对投资者的补偿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但赔偿的标准还是由各县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
而投资商对补偿不满的是，补偿的标准是按去年的产量补，而今年的产量增加了还是按去年的标准补。有些人的井产量低或者已是一个废井，补偿就给一些人钻了空子，而另一些油商的井产量高，这个补偿对他们来说就很不公平，更何况石油开采是一项长线投资，初期的低收益并不具有代表性。
对投资者提出补偿不公平的说法，张怀宇说，2002年底前到期的油井无偿收回，对未到期的油井全部有偿收回。补偿的油井产量以2002年1—9月产量为基数，年生产期按300天计算，考虑到自然递减和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扣除15％以下递减和风险率，原油价格以近三年交售炼油厂平均价格计算。
张怀宇也承认，投资商到陕北开采石油，就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收回油井要触及到地方及投资商的利益。上面出台的方案到地方执行也有一个如何接受的过程，甚至他们会提出自己合理的要求，这些意见政府也不得不考虑。但在处理问题时，又必须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给没有到期的合同以补偿。
当投资商在陕北向石油寻求财富时，围绕投资商的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收费，靖边县投资石油的康先生向我透露，每吨油财政收费是75元，2001年这一收费又上涨到每吨125元。对收费上涨投资者表现出强烈不满，他们上访到榆林市。在税务部门查处下，上涨的收费被停了下来。
财政收费实际上县政府想与投资商分享利润。即产多少吨油政府分多少，而政府向油商承诺的是长期开采，但在油井被收回后投资者向政府质问，你分享了利润，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的油井收回？
进入油井拉油的运输车不管是哪家公司的车，都要挂靠在县原油运销公司，挂靠费每年要交3000元，不挂靠就难以拉油，每拉一吨油向运销公司交2元的运输管理费。
投资者运油时还要向油销公司请求开一张调油单，每张单收12元，油销公司还在公路上设一个检查站对运油的车过磅，过一下磅收费2元，但运油车在油井拉油时已经称过了重量。
运油车进炼油厂每车还要收5元，进厂是否戴防火罩都要收5元，对每口井的管理费，镇政府有的收取3000元，5000元，少的也要收1500元，标准完全按他们的偏好制定。
村里对每口井又要收2000至3000元，到了生产队又以收扶贫费名义对每口井收1万至2万多元，道路赔偿费以每亩收450元。有时投资商的油井占地只是2亩，但村里却以超出实际亩数来收取井场占地费。
油井所需要的生活用水，投资商不能自己从别处买水，而只能由生产队供水。如果是暴雨冲毁了通往油井的公路，那投资商不能自己雇人修路，而要由村里的农民来修，有时只要200元就能修好的路可他们要价超出好几倍。
当地政府还在打井的山上设了一个草原站，这个站要投资商的每口井一年交2000元。收费的名义是打油井破坏了草的生长，而那些荒山上根本就没有人种过草。同样，鱼业部门也把收费的手伸向投资商，他们以开采石油污染了鱼塘为由，对投资商的每口油井每年收取2000元，可投资商发现打油的荒山野岭从来就没有看见有养鱼的水塘。
环境保护部门对投资商的收费丝毫不比其他机构落后，他们对每口井每年收取3000元，有关系的少收，而外地投资商则收得更多。一旦下雨有农民举报说油污染的水流进了农田里，环保局的人员对投资商开口就收20000元。如果油商要和他评理，他就将收费猛然向上涨几倍。
公路上的交警对投资商的收费也毫不留情，不管运油车是否超载，只要从他管辖的路经过就要对车罚款。荒唐而又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为层层盘剥设置的规定，使投资商不堪重负。
采访中，我听到一些投资者最不满意的是，当初来陕北开采石油，是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开采合同，现在合同没到期就要把井收回，这难道不是政府违约吗？可当地有关官员认为这不能说是违约，是受当时的条件决定。
如《矿产法》的修改，1997年以前是允许有资质的公司拿出井块委托别人开采，后来修改的矿产法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