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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的旁边就是康庄村，村长说，康庄有2000多人，总共有地2000多亩，行政区开发及广场建设占用村里的地以后就只剩下700亩，人均只有三分地。每亩的补偿只有1000元，这个价格是周口市政府制定的。占用地根本没有经过村民同意，政府作出决定农民被动服从。
现在物价迅速上涨，失去土地的农民感到这点钱已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强烈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可村长说征地扩大了城市化，现在得不到利益等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农民可以去打工。有些地征用后补偿费还被久拖，他曾对农民拍着胸膛说，征地的钱能要回来，可到现在也拿不到钱，农民对他非常不满。
他也感到一个村长无力抵挡政府征农民的地，他只能与上级保持一致，而农民的抱怨使他也很为难。如果失地的农民找不到出路，矛盾会更大，因为村里原来三口人的地，有些农民结婚后增加到五口，而补偿是按征地的数量确定的，增加的人就得不到补助，他们五口人就要分享三口人征地的钱，这样，农民的生存状况就更为艰难。
走进康庄村刘莹组时，村民悲伤地说，开发征地已将他们带到了只有几分地的空间中，而村民增加的人没有土地，他们都要在这里生存。向城市寻求打工却没有机会，他们的生活、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看病，都不是那点补偿金能解决的，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与政府谈判要求提高补偿金，一种沉重感笼罩在村民们的脸上。
我在一个占地500亩建工厂的工地上发现，周口南郊乡的官员和警察每天到这个工地维持工作，他们是防止村民到工地上阻碍施工。显然，工业集团在政府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失去土地的农民，工业集团以投资为交易就能从政府手中拿到极低价格的土地。
南郊乡的乡长说，他也感到占用农民的土地补偿太低，使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艰难，可补偿也不是由他来决定，他得服从政府的命令。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乡镇官员的权力扩张（1） 乡镇官员也有他们的困惑，新郑市新村镇副书记歹华民说，在基层执政最大的矛盾是财政收入有限。近几年来新村镇靠招商引资办了一些工业，2003年实现了580万元财政收入，而全镇的开支达700万元，镇政府吃财政饭的有100多人，实际编制只有40多人。
他认为将有些在乡镇已干了多年的人员进行分流却无处安排。有些机构根本没有必要成立，可为了适应上级需要而存在，超出的财政支出只有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弥补，创收就成了掌握权力部门的一个选择。创收的举动之一就是协助税务部门收税，税务部门给他们一定的回报。
歹书记认为上交财政收入过多，导致乡镇寻求财政资源就感到很紧张，而地方税收空间的有限使掌握权力的部门就将收费的手伸向从事商业的人。他们费用负担加重增加财富的速度就会减缓。更为严重的是，收费的增加又阻碍了人们进入市场交易，这必然会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权利，进而防碍了经济的发展。
而乡镇官员又必须完成上交的财政，否则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为了实现政绩获得升迁，他们必须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在负担增加的同时，农民用于创造财富的资源并没有增多而是在减少。乡镇经济就是在这种由过多权力设置导致的收费增加中，使创造财富的群体难以成长，乡村也就愈来愈走向贫困。
主要收入来自工业的新村镇，乡镇官员能够从企业的收入中缓解财政压力。新村镇的工业用地农民是以租地为主，每亩租金一年大约500—600元。资方一般和镇政府协商，租金交到了政府手中再发给农民。
土地是新村镇官员与工业资本交易的最大资本，通过优惠政策出让土地吸引投资商，并进而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土地价格定得过高就难以吸引开发商，也会失去与企业谈判的优势，现实的压力促使他们降低农民土地的出让价格。
巩义小关镇镇党委书记孙现升说，有些农民在宅基地、房产上发生的矛盾本来应通过法律来解决的事也找到镇政府，可镇政府解决了他们又不满意。对有些事情镇政府没有执法权，超出镇政府的权力范围而村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又导致他们越级上访，这样矛盾还是在乡镇。
“农民寻求司法解决的成本高，他们承受不起，而就近找乡镇政府。他们希望一个官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实现，可乡镇面临的财力、人力短缺，使官员去处理农民的矛盾时面临资源不足的困难。”孙现升说。
他承认乡镇官员的理论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也只是皮毛水平，在城镇建设、农业开发上又缺乏专业知识。现代政府决策与公共管理知识对他们来说仍很陌生。
他们大部分是中专、大专毕业，他们的知识水平已经满足不了农民日益庞杂的利益诉求。乡政府的工作更多地是适应上级出台的政策。他们的执政很难做到执政为民，更难以做到按农民的利益要求去创造性地执政。
待遇低也导致乡镇官员责任心不强。他们的责任看起来无限大，权力却无限小。孙书记说他月工资只有1200元，这样一年不过1万多元。
小关镇有3。8万人，15个村，工业是以矿产资源起家的耐火材料、水泥。2003年镇财政收入达到630万元，财政支出却达到了800多万元。他们通过预算外的200万元来弥补才能保持收支平衡。但公共建设如道路、学校、养老院等投资在财政上仍面临很大的压力。
干了22年乡镇官员的魏学现，现在是巩义南河渡镇人大主任。他也表示，农民寻求司法途径得不到及时解决带来的高成本，使他们更多的是找政府解决问题，而镇政府对司法、工商、税务、土地等部门行使不了权力。农民与这些部门发生利益冲突时，乡镇官员难有作为。
如南河渡镇一个农民打架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年还没有放出来，农民向法院起诉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又向镇政府反映，而镇政府对司法无权过问。
南河渡镇有一条10多公里长的路，以前由镇政府负责维修。公路权移交到河南省公路局以后，破损的路面省公路局不能及时修复。镇政府想维修上级却不同意，造成这条路坏了一年多也没有得到维修。
公路损坏直接妨碍到农民行使交通的权利，农民自然将不满指向乡镇官员，认为他们占用了农民的纳税钱，却不能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这暴露出乡镇政府在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时，面对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称。过多的权力被上级掌握，阻碍到乡镇承担为农民实现公共利益的责任，使农民的权利实现被虚化。
乡镇官员也感到如果农民的公共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在农民心中也没有威信，要推行上级下达的任务，就会遇到农民很大的抵触。
魏主任说镇人大代表有50名，12个村各一名，镇人大提倡村支书一般不当代表，将机会留给农民，农民代表占到20位。可镇长候选人是由上级政府提名的，村民还是不能按自己的愿意选出对自己负责的官员。南河渡镇还没有出现过因镇长不对村民负责而被代表罢免的事情，这表明乡村的民主还很虚弱。
河洛镇是巩义最贫困的一个镇，大部分处在丘陵中。河洛镇是十年九旱，1942年发生的大干旱使禾苗全部枯死，导致全乡卖儿鬻女度荒避灾。
干旱带来了可怕的蝗虫灾难，1943年发生了罕见的遮天蔽日的蝗灾。农作物被蝗虫吃光树枝被压断，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向甘肃、陕西逃荒而去，连续三年的灾难使外出逃荒饿死在路上的农民不计其数。
生存环境的恶劣和连绵不绝的自然灾难，使河洛镇的农民几百年来一直处在贫困和落后之中，他们住窑洞的历史已有几千年，都证明他们一直在漫长的原始农业文明中谋求最低的生存，至今还有2万多农民住在祖辈留下的窑洞里。遇到雨水冲刷时窑洞就会倒塌，2003年遭遇暴雨使200多户窑洞崩塌。
对于损害的补助，魏书记说，每户给了1800元，但先给一半建成窑洞后再给另一部分。2003年河洛镇财政收入只有137万元，开支高达200多万元，不够的部分要靠巩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