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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开发与利益集团占地的浪潮，正向农民席卷而来，扫荡着他们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与平陆相隔不远，同处在黄河边的风陵渡镇有几个村子的土地，被新的开发区占用。
从1992年就启动的开发区，至今还在尘土飞扬中。10多年过去了，风陵渡的开发区除了让人看见有几栋楼房耸立起来以外，却没有向人们展示新技术在这里神奇地崛起。一个没有什么资源优势，也不可能对外界有强烈吸引的小镇，仅靠优惠政策出让几亩地或修几条路，是不可能催生工业的种子发芽的。
被开发区占了很多土地的西柏村村长说，村里每亩地以700元出租给开发区，占地的农民先分到400元剩下的300元由村里对农民进行再分配。他说，过去村里卖给开发区的地，所得的钱并没有用于帮助农民开拓新的生产，而是原村领导叫农民建新房子，建一个房子要7 万元，村里给补贴1万元，农民哪有这么多的钱建房子。
建房子的农民很快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卖地剩下的钱农民却没有分到，而是被村子原领导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农民要求公开财务，可村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寻求自己利益保护的村民去上访，又被政府派人拦截了回来。带头上访的村长还判刑一年多，不服的村民上诉到法院也没有结果。他们既承担了土地被占的损失，又为寻求自己权利的保护耗费了钱财，这双重损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村长说，农民上访遭到打击后，他们感到无处可诉。处于弱势的村民只得无奈、被迫地服从政府征地搞开发区的安排，出租地的价格农民无权与开发区进行公平的谈判。地被征用后，村里人均只有几分地，农民从地上获得的收益更少了。农业时代对农民来说即将结束，可开发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增长。
失去土地后他们能被城市吸收吗？能得到最低的生活费吗？这个疑问曾一次次在村长的心中回荡。村长说，开发区给农民每亩700元的租金，是根据农民一年从地上获得的700元收入制定的。
而征用的土地转移到投资商手中，他们获得的将不是几百元的出租费，土地经过工业资本增值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农民拿到的每亩700元租金，这些增值的利润又流进了这些开发商的手中。开发区与投资商都从土地的交易中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平陆县的对面是三门峡市，它与平陆隔黄河相望。三门峡会兴镇王官村贾建平说，他们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种苹果，他种了一亩苹果树收了4000多斤，可苹果却跌到了每斤0。56元。按这个价格，他只能收入2000多元，除去打药、施肥、套袋开支的500元，实际收入只有1500多元。
我走进他的苹果园，看见他的苹果还堆放在地里，地上已有一些腐烂的苹果。和许多村民一样他正在为找不到市场而发愁，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去放在地里的苹果就会腐烂，想到这些，他就心急如焚。
他在黄河边还种了两亩花生共收了400斤，按每斤卖1。2元他能收入400多元，可2003年雨下得太多导致花生长得不够饱满，以至卖不出去而堆在家里。
通往三门峡堤坝的公路将他的地占了2亩，可他得到的只是青苗赔偿费100元，这种赔偿与他以后长期从地里获得的收益是极不相称的，地被占用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必然使他以后获得收益的机会大大降低，这更不利于他积累财富。
实际上他种了10多年的苹果，一直没有什么资金的积累。一年收入勉强够开支，不够开支时他还得外出务工。
小规模的耕种不利于农民从土地上积累资本，又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无论农民如何调整产业也难以迅速积累财富，而且在狭小的耕地上，由于自然灾害、日益加重的各种摊派，使得农民承受的风险是愈来愈重。产业的转变必须是伴随着城市的大门向农民开放，使他们的劳动资源向城市配置。
让农民参与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并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主流文明社会，享受各种权利，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城市的部门以各种理由阻碍农民，不把机会让给他们，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呢？一家几亩地的耕种能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实现吗？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支撑，社会文明的进步将会停滞。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沉重中发出疑问：怎样改变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农民到哪里去实现他们的利益？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理想主义者的扶贫（1） 一种文明能否持续地释放出扩张力，还在于一种文明的演变能否得到相应能量的补充。黄河流域农民的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在于他们抵抗贫困的能力非常脆弱。一旦疾病袭来，家里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就有可能使他们因病返贫。而现在急切需要做的，是给农民提供健康、教育、就业等机会，通过这种能量的补充使他们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贫困人口往往连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没有，一些非政府的扶贫组织已经开始向这种贫困的群体提供能量的补充。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小额信贷，主要是通过项目进行扶贫，让农民在项目实施的成功中获得寻求财富的信心与机会，而不是农民缺什么就给什么，更不是简单地把农民看作是救济的对象。
小额信贷不是选择穷人里面最穷的人，而是选择穷人里面有经营能力的人，让他们在掌握一定的技能后，能够以信贷资金去创造财富。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如何面对风险，怎样降低成本。
由于小额信贷没有抵押，农民是凭他个人的资信从基金会获得信贷。为了降低风险，扶贫基金会采取了五户联保，即农民只有加入这个联保才能从基金会贷款。5户农民是自愿组织到一起的，他们熟悉各自的生活状况。
一旦联保中的成员不能偿还信贷，其他成员就要代替还款，由此5户人家形成了互相制约。受小额信贷支持的农民，扶贫基金会一般会帮他三年。还款期限采取在贷款两个月后，每半个月还款一次。
仅仅把钱扔给贫困地区的泛扶贫方式，是不会给贫困人口带来多少利益的。扶贫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道德和情感的投入，更需要的是智慧与技巧。在找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后，设计相应的项目去消减贫困。因此，扶贫基金会是精细化扶贫而不是泛扶贫。
当然，扶贫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地方政府的一些干预，如配套资金不能到位，扶贫资金被挪作它用。一些县政府的领导还向基金会设在地方的服务社派人，这些人到服务社后不执行基金会的扶贫要求，把资金借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偏离基金会的扶贫目标。
截止2002年12月底，中国扶贫基金会总收入达6897。23万元，总支出5225。70万元。其中向27937个农户发放了小额信贷，累计贷款3539万元，还款率达95。6％。地方的人民银行也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项金融活动，而不是扶贫，信贷应由金融机构来做。
基金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基金会的法律地位还没有得到确定，但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成功也使政府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活动表示了认可，况且扶贫基金会是以信贷的手段，来培养农民致富的能力并没有吸收存款。信贷的范围也是严格限定在贫困人口中。
以前，政府救灾最大的弱点是反应速度慢，等灾难发生后再去调查组织物资时。受灾者最需要的是急救，等援助到达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计划救灾项目强调的是速度反应，先筹集物资，然后动态地跟踪国内灾情。
仅仅靠小额信贷还实现不了农民迫不及待摆脱贫困的愿望，疾病随时能将农民推入贫困的深渊。要提高西部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就必须要让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而西部医疗资源的缺乏，恰恰使他们难以实现这种愿望。为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母亲健康快车，主要是把健康快车直接开到农村，对妇女进行健康的宣传、义诊，使她们的病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存在着巨大摆脱疾病的需求，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