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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20多平方米拥挤的窑洞内，刘师傅用他微薄的收入养育了6个孩子。虽然国有企业给他的收入很少，可他感到过去国有企业对他的生活有保障，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压力。
现在他整天在这窑洞内忧虑的就是每袋面粉怎么从8元一下子涨到了50元？医疗费何时能去报销？付煤气费的钱在哪？越忧虑他越不敢上医院看病，越不想把电灯打开，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总被一种惶惑不安笼罩着。
他的三个儿子与他在窑洞同住。因房子紧张，有两个儿子因为结婚，将一个窑洞隔开，各住一半。
住在他隔壁窑洞的是张艳梅，她与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虽说两个孩子都已20多岁，可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独立生活。张女士以她180元的生活费和给别人带孩子赚的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孩子们不但不体谅她的艰难，还抱怨她无能没能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为此，她不断与孩子们发生争吵，家庭笼罩着极不和谐的气氛，经常处在一种对立的冲突中。她的精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
老伴本来也在丝绸厂工作，企业倒闭失业后，也许是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竟然离家出走了好几年，留下她带着两个孩子度日如年地活着。生活对她来说就像这阴暗的窑洞，不知阳光什么时候能照射到她忧伤的心中。
沉重而又艰难的生活使她瘦得像把骨头，仿佛一阵风吹来她就会倒下去。为节省开支，她一个月用10度电花5元电费。
严重的入不付出使她在恐慌中本能地抗拒着面粉、食油、煤气、电等的涨价，并为每天到来的开支忧心。白菜与面粉或小米混在一起煮熟了就是一家人的晚饭，至于吃肉那已成了长时间的念想。
57岁因车祸残废在家里的白登瑞， 1993年他拿着厂里给他充抵工资的绸缎去卖时，走在路上被一辆吉普车撞倒在地，经医院诊治为重度脑损伤，对方赔了他三万多元就与他了结了此事。
出院后他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请求丝绸厂给他认定为工伤，因他工龄达不到退休年限。按工伤他能拿100％的退休费，可厂领导无情地拒绝他的请求。现在他只拿90％的退休费。几年以来，他为了获得工伤的待遇，来回奔波在延安民政局、信访局、残联、政府等部门。可艰难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依然带着受伤的心在苦苦地请求政府能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
退休前白登瑞每月拿107元的工资，妻子由于来自农村，转为城市户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加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他这点工资生活，仅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一年就得8000元。
不得已，他向亲戚借了1万元，目前他累计欠下债务1。4万元。受伤后，他作为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却不能正常地工作，以至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一般一天他们只吃两次饭，早晨喝碗小米稀饭，晚上将白菜、土豆、面粉混在一起煮熟吃，他妻子说这样是为了节省油。
没有洗澡设施的窑洞，他们一家人几个月不洗澡。他说到外面洗澡一次得3元，按这样计算四口人每月洗澡的费用就得46元，这相当于买一袋面粉。因此，全家人从不外出洗澡。
面对受伤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他悲哀地感到自己为丝绸厂干了30年，如今却得不到企业的一点温暖。他感到自己有满腔悲愤却无处诉说，而那个曾经寄托着他美好愿望的丝绸厂，已在他心中彻底地破灭了。
不公平在他心中激起的愤怒，使他有时绝望地想浇上汽油与那些不给自己工伤待遇的人同归于尽。因为他感到这种不公正、悲哀地活着是一种巨大的耻辱。
走出窑洞，看着这一排排窑洞住的大部分是为丝绸厂作出了巨大奉献的退休老工人，他们的儿子、孙子又和他们一样在这种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澡、没有独立卧室和厨房的窑洞中走完自己的生命里程，我的心中塞满了沉重，连心底里涌出的叹息声都变得了无生气。
岁月悠悠，窑洞墙灰有些已经剥落。一层层登上窑洞的台阶不知走过了多少人，而拥挤在阴暗窑洞内的老工人已是白发苍苍。他们拖着有病的身子，还要在这空间狭窄的窑洞内度过最后沧桑的岁月。冬天已经到来，再次望着飘飞的雪花，期待着上帝能给他们的命运有一个回答。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1）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中，低效的经济体制，已经将延安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耗尽，留下来一堆废铁与沉重的债务。对它们实施改制不但成本高，而且能产生效益的资产很少。没有财政资金的投入，这些企业几乎不可能将过剩人员分流。
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建的延安丝绸厂，1962投产。1985年它还是延安龙头企业，每年上交利税150万元。
进入90年代后，它还在利用70年代的陈旧设备运转，不但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也难以保障。迅猛崛起的私营企业也使它的市场被挤占。
丝绸厂从外地购进原料，运回厂时每吨达到了480元。进行设备更新需要2000万元，丝绸厂自己拿不出资金投入，政府也无力向它伸出援助之手。
设备无法更新与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丝绸厂的库存越积越多。积压最严重时，厂里的周转资金全部用完。
1992年丝绸厂走向半停产，1996年终于迎来了关闭的命运。工人从1996年到1997年有17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工人只是到过年时才能得到政府的一点救济。
到关闭时丝绸厂累计欠下债务1400多万元，这笔债务至今还挂着。几百名工人要生存的问题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安排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退休，另一部分人进入再就业中心每月拿180元的最低生活费。
丝绸厂结束它最后使命的时候也到来了。据丝绸厂留守厂长刘晓东透露，2001年大约200多台机器以30万元的价格送进了废品站。望着过去自己不断擦拭、加油、操作的机器，就这样在铁锤下化为废品，那些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的工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痛心。他们没有想到30多年以后看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一个留着计划经济长长尾巴的时代在他们的眼前活生生地消失了。
机器送进废品站后，留守在这里的人将原来6000平方米的厂房，改成了一个建材市场。有40多家私人建材企业进入，出租办公室楼和厂房，丝绸厂一年能有8万元的收入。
刘晓东感叹地说，丝绸厂最终的出路是破产。沉重的债务在破产时一笔勾销后，新的资本所有者才能进来将最后的资产变为财富。
与丝绸厂仅一墙之隔的延安毛纺厂，也存有通过破产来改变负债命运的意图。外面看上去一片灰暗的毛纺厂1998年被政府正式关闭，2700多个纱锭被砸烂后，造成800多名工人失业，同时还背上了7000多万元的债务。失业的工人除退休以外，有的进入拿最低生活费的队伍中。
新任命的厂长刘军民有点沉重地说，毛纺厂曾是延安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从建厂到关闭没有进行过设备更新，关闭时资产只有1000多万元，可负债却达到7000多万元。奋斗了20多年，毛纺厂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财富，反而今天还要政府为它的负债寻找出路，这是多么的荒唐。
他与留守毛纺厂的员工一起将毛纺厂8000平方米地盘建成了一个家具市场，一年大约收回60万元的租金。
可他也承认，靠出租厂房办家具市场获得的租金，不可能使毛纺厂还清债务，给工人带来真正的希望。他正设想通过引进私人资本将毛纺厂的地用于房产开发，实现彻底的转变。
但他还是感到这样做有些风险，他是被计划经济培养起来的。国有企业给他的平台使他既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又受这种体制制约。毛纺厂的资产不属于他个人，一旦将毛纺厂剩下的资产通过新的开发带来了利润，而他有可能被外来的力量取代或被排除在利益之外。那样的话，他觉得自己将是一个受害者。
多年在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中运转，使他深深地感到国有企业这种体制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它不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企业关闭之前他虽是副厂长可每月只有600元的收入，家里仅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就要1万元，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后，他感到家里的资金已很紧张。
如果不主动打破封闭起来的围墙，市场经济的浪潮就难以涌进来。可自己现在是这个倒闭企业的看守者，能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