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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桌的面包和红酒交相辉映。⑷
这是一个诗意化的世界，天、地、人、神聚合在一起的世界，“雪飘”、“窗子”、“晚祷钟”、“桌子”、“漫游着的人们”笼罩着一片神秘的光彩，呈现出一个灵魂的寄所。
海德格尔后来曾总结说，贫困时代的真正的诗人之本质就在于，在贫困的时代中，诗的活动在他身上成为诗的追问，他必须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只有诗性才适合于这个年迈已衰的世界的命运。海德格尔问道：“我们今天遇见了那如此常常急促地奔向深思而且被许多半吊子哲学家所掩挡了的诗人吗？”⑸他回答说，遇上了，他们就是里尔克、特拉克尔、盖奥尔格。
里尔克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诗人的使命，这就是成为大地的转换者（transformer），把陷入了历史迷误之中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把可见的东西转换成不可见的东西。它需要诗人的爱的奔涌焕发，需要诗人投入全部生命。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
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
再一次“不可见地”苏生。我们就是不可见的东西的蜜
蜂。我们无休止地采集不可见的东西之蜜，并把它们贮藏
在无形而巨大的金色蜂巢中。⑹
里尔克在这里提出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概念是指，可见的东西即人们意欲占有的物质的东西；不可见的东西，即心灵内在的东西。从“可见”转人“不可见”，就是回归内心，扭转人们那种一心意欲盘剥世界和生活的脾性，使人的意向转人心灵空间的最为内在的不可见上去，从而，诗意的世界才向我们敞开了柴扉。“只有这样保持在我们心中的，才是我们真正凭心而知的。在这种内心性之中，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超脱了与那些建立在我们周围看起来似乎是在保护我们的对象的关系。”⑺
这样一来，诗化的人生也就是可以指望的了。有限生命的超越，与无限的意义的同一，也就是可能的了。因为，感性个体的“短瞬的生存处处都浸透到富有深奥意味的存在中去了，从而，此时此地的生存的所有形式就不再仅仅是以时间限定的方式出现，而是能够安身于我们所能分享的绝对意义之中。”⑻这里的绝对意义，里尔克强调指出，不是就基督教的含义上来讲的，而纯粹是从尘世的意义上来说的，从深沉的、极乐般的尘世意识上来说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个超逾于生活世界之外的意义上来讲的，那种东西只是用阴影来笼罩大地，他所说的，只能是在整体之中的全，一种现实的转换。显然，里尔克在此继承了浪漫派坚持不放弃感性个体的生存的思想，始终关心有限生命现实的超时间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人总是在自然和事物中生存并使用它们，自然和事物都是易朽的，任人摆布的，但只要人们在这里存在着，它们就应归属于人的内心，与人亲密相处，分享人的苦恼和快乐，正如它们曾是我们祖先的知己。在我们心中，大地成为不可见的。我们的秉性中有一部分禀有不可见性，它使我们能在此生中不断把握不可见性。只有在人的心中，从可见转向不可见的内在的、持续的转变才可以不再依赖于可见性、有形性来完成。况且人的命运不断在促使人向不可见性生成着。
在《杜伊诺哀歌》第九首，里尔克充满激情地唱道：
大地，你所意欲的难道不是——不可见地
在我们心中苏醒？你的梦想难道不是
有朝一日成为不可见的？大地！不可见的！
如果不是这种再生，你急切的呼唤又是什么？
大地，亲爱的大地，我渴慕，我要！
作为诗人，如果完成了大地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转换，使大地摆脱了技术的盘剥，把大地从技术思维的度量中拯救出来，那么他就是天使。在《杜伊诺哀歌》中，他热情地讴歌了天使，并在致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指出，他绝不是基督天堂的天使，而是诗人。“哀歌中的天使是这种造物，在他那里，我们所致力的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转变似乎已经完成。哀歌中的天使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肯定了在不可见中认识到那更高的实在。”⑼
因此，里尔克讲，最可怕的是，由于诗人自己的不称职，自己内心性的丧失，使得普遍之中的所有事物投入到不可见中去成为泡影，使人生转换为更为深邃的存在归于失败。
诗人的使命是重大的，它迫使每一位诗人必须反躬自问：自己在想什么，自己的内心性是否尚存？
⑴ 引自《德国现代诗文选》，1978年德文版，第253页。
⑵ 引自《德国诗选》，中文版，第485页。
⑶ 引自《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青年风格诗文选》，第130页。
⑷ 引自《哲学译丛》，1983年第二期，第47页。
⑸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见《林中路》，第249页。
⑹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附录之四，1939年德、英对照本，第159页。
⑺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见《林中路》，第273页。
⑻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附录之四，1939年德、英对照本，第158页。
⑼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1939年德、英对照本，第160页。
第三节 冥思死亡
只有从死这一方面（如果不是把
死看作绝灭，而是想象为一个彻底的
无与伦比的强度），那么，我相信，只
有从死这一方面，才有可能透彻地判
断爱。
里尔克：《慕佐书简》
冥思死亡的意义，是现代德国浪漫美学的重大课题，它在里尔克和稍后的海德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
新浪漫派诗人喜欢吟咏死亡。里尔克的传诵一时的抒情散文诗《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杜伊诺哀歌》，特拉克尔的《死者之歌》以及黑塞、霍夫曼斯塔尔的许多诗作，都是探索生死关系的绝唱。
关心死亡问题，是从浪漫美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的。作为诗化哲学的浪漫美学，最终要解决的是有限与无限的普遍分裂问题，而不是思维与存在的普遍分裂问题，对死亡的思考当然就一直处于极为突出的地位。有限与无限的同一，必得要克服死亡这一难题，时间问题也是从死亡引伸出来的。死亡、时间等问题的突出，充分表明，诗化哲学始终关切的是生存论，而不是存在论或实在论。事实上，关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学说撇开死亡和时间问题也是合法的，理所当然的。实在论当然可以不考虑生存问题。
对死亡的沉思、吟咏，早期浪漫派诗哲诺瓦利斯就做得颇为出色了。长期以来，他为此受人责骂，也是众所周知的。但究竟又有多少人知道，死在诺瓦利斯那里，不过是一种对不堪承受的浊世的解脱，一种心甘情愿的供奉，是对最高存在的一往情深的明证，而不是遁世的权宜之计。
许多浪漫诗哲把死的意识视为创造性生活的前提。这是浪漫美学死亡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巴霍芬认为，如果生应是不断的创造，那么，就只有当陈旧的东西的死亡为此提供场所，生才能把新的东西带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的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Werden）与消亡（Vergehen）是相互关联着的。”⑴只有在生与死的永恒交替中，才有不断超升的生的永恒之流。
浪漫派的心理学家舒伯特同样认为，只有从死，从特殊的个体的有限的衰亡入手，才能认识到生的真正的根基。生是从死中派生出来的，生的要素植根于外显的消灭，死的烈焰吞噬了僵滞的特殊性，最终扬弃了个体的定在，从而与大全结合在一起，即以深切的渴求与万物为一。从而，死最接近生之极福和最美妙的瞬间。
生与死的创造性关系，在尼采那里又被作了极端的推演，在他那里，死变成了人的使命的主动担当。诗人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我告诉你们完成使命之死，这种死激励活着的人，这
种死将成为活着的人的誓言。完成使命的人欣欣然，在满
怀希望和立下誓言的人的簇拥下，去了给自己的死。⑵
我之所以要说尼采作了极端的推演，是指他很轻松地把人作为宣告者的一瞬而近视为无关紧要的事，他认为，人死了，这并不值得有什么可以惊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