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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6月1日，在新宪法下，由议会指名的片山哲组成了联合内阁。被排除在选任首相程序之外的裕仁尽管很不快，也只能说“感觉片山好像有些弱啊”来表达他的不满。之后，他在京都的御所坚持要求新首相向他作正式汇报。7月22日，他要求片山内阁的外相芦田均继续就对外政策事宜向他报告。即使是非常忠诚的大臣芦田也感到天皇的要求违犯了新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他勉强遵照天皇的指示，此后定期地向裕仁作简短汇报，尤其是关于最终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日本未来的安全保障问题。
如今裕仁违犯新宪法，再次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47年6月5日，芦田外相对国外记者团发表评论说日本国民希望将冲绳归还日本。3个星期后的27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对一群美国编辑和发行人发表的，并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宣称“琉球群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没有日本人反对美国保留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况且，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芦田和麦克阿瑟都公开地谈到了冲绳，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还没有确定对这个战略岛屿的政策之前——裕仁介入进来，发表了违反宪法的政治声明，在关于日本主权的问题上，支持了日本君主制的保护人麦克阿瑟的观点。
1947年9月20日，裕仁向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Ｊ·西博尔德传达了他关于冲绳的未来的立场。通过他的翻译、经常与ＧＨＱ官员沟通的联络员寺崎，天皇请求美国考虑美苏间不断激化的对抗局势，长期延续对冲绳及其他琉球岛屿的军事占领。天皇在作出这个提议时，已经知道了麦克阿瑟关于冲绳地位的最新观点。天皇关于冲绳的想法也完全与日本主流保守政治精英的殖民地心理一致，就像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决不接受非殖民化。早在1945年12月，第89次帝国议会就把冲绳人的选举权，同前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朝鲜人的一起废除了。因此，当1946年第90次帝国议会开会采纳新“和平”宪法时，没有一个冲绳代表在场。
裕仁的“冲绳口信”证明，他仍继续在国内外政策中秘密起着作用，而这些与宪法规定他应扮演的礼仪性角色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也暗示了他对“（日本）右左两翼集团抬头”的强烈忧虑，因为苏联很有可能利用他们引发的事件。与外务省同样，裕仁也希望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内外继续保留美国军队。同时，或许他也感到在东京审判期间，有必要更加靠近美国以寻求庇护。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口信显示了新的象征天皇制、新宪法第9条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化之间的关联性。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暗杀天皇的谣传
1947年10月10日，正当裕仁在新泻县长冈市巡幸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Ｂ·基南宣布天皇和产业界都没有战争责任。前一年，基南曾在美国披露“最高政治圈”决定反对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早在几个月前，即1946年3月，裕仁就已经非正式地得知他不会被起诉，现在，基南在日本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即将成为新君主制主要的经济支持者的日本财界领袖们来说，基南的宣告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是麦克阿瑟对解散日本巨大的产业复合体以及对一定的经济民主化所表示的不衰热情，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喜悦。
与此同时，要求天皇退位和进一步进行宫廷改革的压力仍然存在。1947年10月14日，ＧＨＱ再次削减了有皇族地位的宫家数目。对于裕仁及其支持者来说，更加难以接受的消息接踵而至。外相芦田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原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一次会面，田中与首席检察官基南关系密切。田中告诉芦田，基南拒绝把对木户、东乡和东条的交互讯问委托给他人，而是由他本人亲自办理，但是他担心如果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在全国巡幸时，行动“太惹人注意”，那么他们的苦心就可能是徒劳。基南打算在审判后拜访天皇，讨论“退位等问题”。田中还说：“麦克阿瑟确信，为了日本国内的安定，为了抑制共产党，君主制也是必要的。”一个月后，1947年11月14日，裕仁第5次会见了麦克阿瑟司令官。他们90分钟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不过很有可能与从前的会面一样，谈论的是具体的政治问题。26日，裕仁出发前往本州西南部的中国地区，进行他本年度最后一次巡幸。
1947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6年以后，战争结束28个月以后——裕仁及其一行来到了遭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因为天皇的到来，街道被特别地清扫过。天皇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的服装，据一澳大利亚人的观察，似乎“是故意选择这样的穿着以免显得太衣冠楚楚”。他看起来“象征着目前日本的逆境，以及坚持下去的决心。”数千名成人和儿童排列等候在长长的、经过审慎计划过的车队进入市区的道路两旁。在最初停车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战争遗孤跪坐着等候他的到来：
站在他们身旁的是几位母亲，她们的脸上布满疤痕，怀里抱着的孩子程度不同都处于伤残状态。在照相机发出快门声并转动方向拍摄时，人群变得越来越兴奋，天皇手拿着帽子，倾听着这群人简短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低声说着“啊，是吗”，看起来似乎是在对着一个伸向他的麦克风说话。然后他嘴唇颤抖，简短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他的车中。就在此时，人群变得疯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眼睛发光，除去了脸上漫无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车子前，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遭到群众的推挤和踩踏。没有人触摸到天皇，但是许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继续驶向下一站，在临时开辟的广场上，市长、市府官员和相当于城市现有人口1/4的5万名群众，正等待欢迎他的到来……在这里又看到了动情哭泣的人们……天皇登上讲台……摄影师再一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摄。天皇（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宣读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在市政大厅，他爬到了屋顶上，市长拿着地图等在那里，向他展示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天皇准备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放在一块紫色的绢帕上，但是他没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显地被不安的情绪所压倒，看起来似乎想尽快离开那里。
此时，ＧＨＱ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批判以及来自ＧＨＱ内部的批判，开始重新评价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罗·Ｊ·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的中国地区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报告记录了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他继续记述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他坚持认为天皇“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天皇的视察更像是“政治宣传式的巡视”，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踪他的巡幸中，将他每天都置于公众的视线当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没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强了“传统天皇制的权力和影响”。
肯特没敢因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这样描述天皇的：
神经质到了似乎身体有残疾的地步；他的姿势和动作笨拙而且不协调。他在讲话和行动之前总是很犹豫。如果不是过分的自我意识，那么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当对孩子们讲话，或者万岁的呼声非常大的时候，他也微笑过几次。他的衣着甚至也很糟糕。
最后，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