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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日本。1年后，在ＧＨＱ的默认下，国民党最高指挥部通过在东京的驻日代表，在征募日本高级军官作为军事顾问赴台湾，帮助重建台湾武装力量一事上，曾秘密地得到了冈村的效力。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共同宣言书
战争中，菲律宾失去了一百多万非战斗人员并遭受了巨大损失。大多数菲律宾人认为裕仁负有责任。菲律宾政府任命巴丹“死亡行军”的经历者哈拉尼那法官作为政府的代表法官，而后又任命了罗佩兹任副检察官。在为菲律宾的审判立证期间，罗佩兹提出了144件日本军对菲律宾非战斗人员及美军、菲军战俘犯下的残暴罪行，从而为后来的赔偿请求打下了基础。由美国政府雇用的罗佩兹，和哈拉尼那一样，从未对裕仁不在指控名单上提出过异议。
印度向法庭派出的代表法官是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的拉德哈比纳德·帕尔，60岁。帕尔曾是亲轴心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钱德拉·鲍斯（Chandra Bose）的支持者，一个为时甚久的亲日派。与大多数既谴责英国帝国主义又指责日本帝国主义并绝不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印度精英人士不同，帕尔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辩护者。5月到达东京后，他接受了依照法庭宪章对他的任命，可是态度却很不诚实，他不认为同盟国拥有审判日本的权力，更不要说任何方式的依法裁决了。从一开始就决心要看审判失败的帕尔打定主意，无论其他法官如何裁决，他都要写出独立的反对意见。对他拒绝签署“公正执法共同宣言书”，亦不必感到惊奇。
此后，根据辩护律师欧文·坎宁安的估算，帕尔在466天的“审判日”中缺席了109天，是第二名缺席者，审判长威廉姆·韦布爵士（53个“审判日”）的两倍以上。只要帕尔出庭，他一定会向被告鞠躬，他认为这些被告是亚洲解放运动的发起者。作为法官当中政治上最独立的人，帕尔拒绝让同盟国的政治关心和意图，更不要说法庭宪章，以任何方式影响他的审判。他会做出法庭上最具情绪化充满批判色彩的政治判决。后来，许多批判东京审判的人在坚持战时的“大东亚战争”的政治宣传论点的同时，认为亚洲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的白种人——即帕尔所说的“胜利者”。他们会赞赏地引用帕尔的论点。那些认为“白人”对亚洲的剥削是战争的主要起因的人也同样。
在选定被告的整个过程中，检察官们保持着快节奏的工作。他们时时留意着时钟和纽伦堡的动静，担心德国对22名主要战犯的审判一旦结束，世界的关注就会消失。纽伦堡既是他们的法律模范，也是他们心理压力的来源。麦克阿瑟通过基南向检察官们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结束准备阶段，进入案件审理程序。他拒绝给予检察当局审问裕仁的权力。他还决定既不让裕仁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也不要求他提供日记或其他私人文件。
日记和（巢鸭）监狱的供词，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决定起诉时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大量能表明罪行的日本文件都被烧毁或依照口头传达（为了避免留下书面证据）的内阁决定被处理掉了。日本陆军的秘密记录也被藏匿起来。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证词是在4月9日完成的，即基南命令他们停止处理的1周后。所有的证人都试图保卫天皇，都把战争责任推到被选定的少数几个陆军军官身上。在幕后参与审判的亲英美的“稳健派”们，通过他们自己的证词，向导致战败的陆军领导层进行了报复。与其他在法庭上为检察方提供情报的人同样，一些重臣如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和冈田启介，为海军作了辩护，在夸大陆军影响的同时，将天皇及其随从的影响最小化。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开庭审判
1946年5月3日，开庭审判。法庭设在靠近东京都中心市谷的旧陆军省建筑物内刚刚装修过的大礼堂。基南让人将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神经中枢改装成法庭，并用深色木质镶板重新整修，还为法官们制作了长长的、高高在上的桃花心木法官席。装备了一台审判长专用的麦克风。证人席设在靠近屋子中心的地方，旁边有为律师和法庭速记员准备的桌子和长凳。修缮班为首席检察官和首席辩护律师搭了高高的讲台，还为拍摄审判全过程的同盟国的摄像师和摄影师搭建了平台。另外，还为国内外的新闻社、广播电台的记者以及约30位将用两种正式审判语言工作的日语和英语翻译预备了特别席位。后部上层的楼座能容纳660名旁听者，加上第一层的座席，共有旁听席近1000个。法庭书记员拿着移动式麦克风在庭内跑来跑去，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强弧光灯将整个场景照得雪亮。
3天后召开了第三次公审，上午9点15分，被告、法官、律师、头戴白色头盔的宪兵（MP）以及为了旁听被告的抗辩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几百名外交官和记者挤满了法庭。开庭后，首先对辩护律师进行了介绍，随后，围绕起诉书中的误译发生了一阵争论。误译问题解决后，从荒木贞夫开始按字母顺序点名，被告听到自己的名字被点到时起立。所有被告对每一项指控都主张自己无罪。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公审秀——即对主要战犯的审判将从积极的方面教育人们认识战争的犯罪性，而不是像斯大林的公审秀那样教给人们谎言——即将开场。法庭上挤满了旁听者，仍处于食物危机中的日本国民也在观看。
以6月4日基南戏剧性的开庭陈述为开端，检察当局在近8个月的期间里分阶段对各案件进行了立证。基南指出，东京法庭即将审判的是“对文明宣战”的一些人，因此应将审判视为“为了保护整个世界免遭毁灭的文明之战”的一部分。接下来，基南对检察方面的立论概要作了说明。为了使人们理解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实况，随后几天中，检察官们每天在法庭上介绍一些条约、协定和其他的文件。检察方传唤了109名证人进行口头作证，另外让561名证人留下了书面证词（以书面证词、宣誓口供和询问调查书的形式进行）。对被指控人不利的证据扎实有效地积累起来。最初显现出来的情节是日本为战争所作的准备工作，通过宣传、审查制度和中央集权化的教育教化手段。然后是对侵略战争实况的叙述结构，以帝国军队在各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为焦点。
早在开庭的第2周，美国律师本·布鲁斯·布莱克尼少佐就对苏联法官的参加提出了质疑，因为苏联政府早些时候因对芬兰发动的局部战争而被驱逐出国际联盟。辩护方则提出了同盟国在刚刚被定性的世界再分割时代（1938－1945年）的行为问题作为争辩。从而引起了彼此彼此（“你也一样”）的争论，其目的是要削弱检察方的指控，并不是实际上的反证。每一次法庭都驳回了辩护方的论辩——事实上是在告诉辩护方，什么样的暴力行为是“侵略”和战争犯罪，什么样的行为不是。
6月13日，澳大利亚的副检察官艾伦·曼斯菲尔德向法庭提交文件，证明了日本是海牙诸条约的签约国，并详细阐明了日本的政治和官僚体制。每位被告的个人经历都被当庭宣读，检察官对日本如何为战争作准备进行了概述。日本证人当中，特别是币原喜重郎和若槻礼次郎描述了陆军实质上的独立、“警察国家”体制和1930年代的政治精神状况。他们的证言加深了人们对“军国主义者”的印象，他们策划“事件”，挑战历届内阁的权威，并逐渐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但是每当关于谁应当为军统帅部担负宪法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这类问题出现时，便没人回答，因为裕仁一直被“隐藏在幛子的后面”。
在短短的夏季休庭期间，法庭安装了空调设备。法庭再次开庭后，开始听取满洲事变后开始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证言。6月27日，被暗杀的犬养义首相的儿子犬养健作为检察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他直接地、意想不到地提到了天皇，称他的父亲在拜谒天皇时，曾直接要求天皇命令陆军退出满洲，那时他是他父亲的秘书。犬养健没有直说天皇拒绝了他父亲的请求，只是声明总理大臣“想把军队从满洲撤出的目的没有达到”。在后来对犬养的交互讯问中，被告木户和东条的律师穗积重威问他为什么天皇没有批准总理大臣犬养的请求，下诏命令军队撤出。穗积说，无论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证人犬养的“证词都可以被理解为天皇对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