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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真正引起战争，裕仁后来在提到它时，还是责怪陆军将一场已经平息下来的小冲突扩展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中国战争。④
战争开始3年后，天皇回顾并详述了7月初那一天，当他仔细考虑在华北应该做什么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首先考虑的是不得不准备与苏联作战了，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他为此与闲院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谈了干岔子岛问题。他们告诉他不用担心陆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裕仁来说这似乎是解释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转而与近卫首相商量召集御前会议通过决议解决问题。如果军部反对这个决议，到时再说。他与陆海军大臣和统帅部长也谈了话。他们没有使他确信究竟该走哪条路，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战争的时间表上取得了共识。这就很不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行动吧。”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日本在中国的兵力不够。天皇说：“干脆把满苏边境的部队调过去。”但是统帅部告诉他：“那不行。”⑤裕仁对自己这个目光短浅的决定什么也没有说。
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第三部分：圣战支那事变
日本军的总攻击经过天皇的批准，严格遵从了东京发出的命令。只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在这两个城市里，英国和法国都有范围很小的租界。⑨通过将驻中国部队的任务由保护日本居民变为占领中国领土，裕仁推动了事件的扩大，在华北导致了新事态。
7月29—30日，新发生的事件，正好为日本以“惩戒中国暴行”名义重新推行的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位于北京东部的通州，是一个有城墙的小城市，处于跟日本合作的殷汝耕及其中国人保安队（经日本训练）的控制下。7月29—30日，保安队发动起义，趁日本驻军主力开往京津地区，攻击了没有防御的日本人居留地。起义激发了对日本占领者不可遏制的愤怒情绪。在学生和工人的支持下，中国部队杀死了18名日本兵，9名情报机关将校和385名城里的日本人，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23名朝鲜居民。
在日本，通州大屠杀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好战情绪。日本报纸称其为“第二个尼港事件”，（1920年2—5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驻守黑龙江尼港的日本守备队和居民被俄国人全歼——译者注）却不提日本人对北方的侵略是从非军事区开始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那里加工海洛因和鸦片然后走私到华北各省。报纸没有准确报道中国人暴行的真相。⑩木户对报道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想必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8月2日，高松亲王与天皇讨论了通州事件，他提请天皇注意陆军中不扩大派的观点并不代表整个陆军。高松宫在日记中的以下记述，也许同样告诉了他的哥哥：“现在陆军内，这次对支那，要打得让它10年也站不起来的意见重又强硬起来，所以，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
如此看这个事件，很难说日本政府是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对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裕仁积极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报告。正如历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样：“（近卫）政府真正想进行战争的意识在先，所以派遣了军队并扩大了冲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
此时，蒋介石决定放弃北方，将战场移至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样有可能把外国势力扯进来，保卫它们在中国最大、最国际化城市里的本国居民。在上海，有日本人近22万，还有大约6000名欧洲人和近4000名美国人。他们中大部分都住在由外国控制的国际租界区。8月13日上海战役开始。第二天中国空军飞机参战，攻击了地面上的日本军队和海军的飞机，轰炸了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很快，海军大臣米内领导的海军省几乎立即变成了包括占领南京的扩大战争的主唱者。由蒋介石对帝国海军的这第二阶段，将“华北事变”转变成中日战争。
在上海，总计约有11万—15万人的蒋介石最精锐部队和杂牌的“辅助部队”，与迅速增援的约12万名日本海军和陆战队对峙。8月15日，裕仁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战地司令官，5天后派出了上海远征军（主要由30岁左右、纪律性差的后备役军人组成）。大连第十旅团司令部所属的步兵第十二连队和第十一师团的一部分，进入待机状态，以备上海之需。
紧接着，以长崎为基地的20架海军飞机第一次进行了4个小时的越洋飞行，轰炸了中国首都南京。这些 “96型远程轰炸机”是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导下，刚开发出不久的轰炸机，打算在未来对抗美国的空中战争中使用，山本急于测试它们的性能。17日，近卫内阁预见到胜利在即，于是正式决定放弃不扩大政策，仅仅以“惩戒”中国武装部队这一非常暧昧的名义进行战争。政府在声明中说：“帝国已经忍无可忍，以至不得已而采取坚决措施，惩罚支那军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当然，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天皇的判断和赞同，正是它们推动了部队增援和战略性轰炸——否则，它将永远不会实现。同样重要的是天皇和内阁对中国人民及其抵抗力量的傲慢和蔑视的态度。
8月18日，裕仁召集陆海军参谋总长，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建议。他说，战局“正在逐渐扩大，上海的事态变得很严峻，青岛的形势也不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多方用兵，战局只能拖延下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怎么样。”他还说，“以我们公正光明的态度而实行的”和平，只能通过这种巨大胜利才能达到。“不能没有收拾时局的方策。”——在这里，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现的受害者——“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
参见天皇3天后，统帅部递交了他们答复天皇提问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将摧毁中国的空军、军事设施、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但是只靠空中打击可能不足以使中国的军队和民众“丧失斗志”，日本还将占领华北的某些战略地点，与国民党军队直接交战，占领上海，对中国的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当时陆军和政府中有些人试图避免全面战争，而海军却强烈主张这个政策。裕仁认可了这份报告，只是对其中的向青岛派兵和占领上海附近的空军基地表示了担心。此时，裕仁再一次积极地，而不是勉强地接受了海军提督的观点，要求他的将军们果断地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