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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约束在社会秩序（规范、阶级等）里以抵御均衡化。这样，信息处理就可以被视为行为控制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在控制另一个人的活动时，总是要把一个信息传递给他，反过来也是一样。
控制论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机器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信息处理。正如维纳所说： 我的论点是：活的个体的肌体功能与某些较新式的通讯机器在通过反馈来控制均衡化方面的类似运作努力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两者都有传感接收器作为自己工作周期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两者都具有特殊的机制在低能量级上收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在人或机器的运作中起作用。
所以，机器与人十分相似。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突触联会，用以传递或阻断信息，就像电机里的开关一样。两者都是通过反馈来“学习”并在过去的输入资料的基础上指导将来的行为。维纳说，机器的确是进行逻辑“推理”的。“我常常说，高速计算机基本上是逻辑机。它使不同的假设互相交换，并从中得出一些结果。把所有的数学问题转化为一系列纯逻辑问题来运算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到认识是如何作为信息从环境输入中取得时，维纳很明显地采取洛克的立场而强调巴甫洛夫的条件作用。在论及条件反射时，维纳说： “我们在动物性反射的层面上有某些与洛克的观念联想相似的东西……”人或动物的条件作用含有输入（学习），而随着学习的进行，突触通道就开通。不然的话，这些通道本来是关闭的。这种情形就像机器的开关开启，让信息流动一样。
很明显，控制论就像一切信息处理或“系统”方法一样，是绝对依靠行为的实证形象的。能适应境遇变化的服务机构，其工作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反均衡化无序的，然而却是绝对实证性，是以它们总是假定（断言）为 首要而真实 的已知输入为基础的。思维机器即计算机以反均衡化无序的方式推理，但是这种推理却绝对基于实证的 二进 逻辑之上，矛盾律于其中处于最高的统帅地位。巴甫洛夫与控制论的联系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种联系肯定是当今心理学解释中十分流行的中介模型的一个种类。正如维纳所表明的，思维机器用三段论推理，但它们不可能任意推理，即它们不能表达自由意志，不能辩证地改变它们赖以为处理信息的基础的根据（“程序”）。事实上， 反馈 一词意味着一部机器受到了现实行为而不是预期行为的控制。
思维机器不能同时进行双线推理，或在单线推理后得出矛盾的结论。思维机器的反馈存储器里储存着“真实而首要”的信息 比特 （“二进制数字”的缩略词），可它们不能辩证地对这些洛克式“简单单位”进行细分并重组，这一点使它们的推理带上呆滞、缺乏灵感、名副其实的机械属性。在 十分迅速地处理大量数据的同时，它们可以进行适当的比较，并按不可变更的程序求出“正确”的结果。就是说，它们作出的判断总是与程序规定的根据相一致。至于应用这些根据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是否有利，它们却绝不能判断。所以，在推理的准确性方面，机器是超人；但在对它们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推理的“那个”作反省性检查的能力方面，它们肯定是次人。由于它们不能响应，所以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程序或它们所遵循的思维过程而认识一个人觉得是疑点的东西。如果它们赖以得出结论的数据输入正确，机器是 不可能 算出错误结果的，因为错误只有在推理者具有以典型的自由意志方式改变其断言（程序）的余地时才会出现。这种自由意志正是我们在前几章所讨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价值冲突在人类事务中如此难以解决的原因。价值冲突通常出现在我们的信念得以断言的层次上。假定Ｘ、Ｙ和Ｚ就必然成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但是，如果价值Ｘ受到挑战，那么Ｙ和Ｚ也相应地不成立。例如，假定妇女的身体是属于她自己的，她就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可行的办法处理。这样，对于涉及自己身体中不需要的一部分（即怀孕）的合理解决方法就是流产。但假定妇女身体中的生命有机体有权独立于该妇女的意愿之外，那么，合法流产就必然加以避免，因为这威胁着胎儿的生存。任何人在读到这两种价值立场时都可以体会到由此而引申出来的服从先项含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或许有自己所偏爱的立场，但 原则上 我们还是可能从这两种前提中的任何一种出发而进行辩护。我们可以扮演一个反面的角色，强行推出 对立的论点向我们自己偏爱的价值提出挑战。
但是，思维机器甚至在原则上都不可能采取与自己对立的立场，因为它们确实无法认识这样的抉择。它们总是在给出的根据和按照这些根据组织起来的数据“之间”进行推理，从来不对这些假设 本身 提出疑问。这种有限形式的推理也是机器无法创造出暗含于构成它们推理过程的根据之外的任何东西的原因。要创造出一项真正的抉择，而不是单纯从相互交织的复杂的意义陈列中取出早已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辩证地变换根据的智性（自由意志）才能办到。
能够进行辩证推理的是人。是人开动机器；是人把任意决定出来的（而不是首要而真实的）数据输入机器中。可能有那么一天，科学的发展会使一种崭新的机器出现。这种机器会自动选择大前提作为自己的程序。那时，这种机器就会以对立的形式先验地检查输入给它的任何问题的对立面，如：Ａ的对立面，非Ａ；或非Ａ的对立面——可能已不是原来想象的Ａ了！这是辩证推理的显著属性；正是这一属性使机器挣脱了原来开始时的前提。与论题相反的命题（对立论题）确实必须由推理者创立。如果他建立第二个对立论题与第一个相对，他就不总是会回复到原来的论题上去。此时种种意义就可能变化，就足可以使人认为这是一条创造性思路，因为来自环境的最初的刺激此时不再存在，而出现了一个自发地取得的、正在得到发展的推导结果。输入到机器中去的就不再是二进制分法的“Ａ对Ｂ”。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机器本身把“非Ａ对非Ｂ”或“非非Ａ对Ｂ”编成了程序。机器的所 作所为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沿着一条扣人心弦、娱人怡趣的思路“一思到底”。
这样一台机器肯定会是一位不可靠的仆人。它并不总能解决给它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它开始提出一些与操作者提出的不同的问题。它会扰乱一个认识主体的联想网络并引起真正的“网络噪音”。
它得出的不再是正确无误的答案，而是一些预感或猜想。而且，在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双线推理得出两个同样合理的结果时，它就会以别的（任意的）前提为基础给它那自豪的主人提供一种 见解 ，表明它偏爱两个结果中的哪一个。随着自己的见解和预感的出现，这部机器很快就会出差错——但这不过是它所作的创造性贡献的另外一个方面。总之，它会像人一样工作。我们只能猜测这样的机器在科学上有什么益处。这将是一种怪物，很难设想能使讲究实际的科学家发生兴趣。他无疑会把它看作是一种蹩脚机器——就像制造它的人一样。
至今，科学还没有发明出这样一种可以自行其是的机器，因为甚至在能编制“新”程序的现代计算机中，新程序的编制过程也是遵循 不 可改变的主程序的指令进行的，要超越开始的程序就得进行辩证推理。尽管这样，有些科幻小说的作者，如阿西莫夫，却已成功地给人以印象，好像响应性机器有一天终将制造出来。在他的经典著作《我是机器人》中，阿西莫夫收集了好些短篇小说，在无意之间突出了辩证与实证的对立问题。例如，在一个故事里，他描写了一个叫库蒂的机器人反复进行笛卡尔式内省并得出结论：它必须生存，因为它会思维。在这种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库蒂进而否定了制 造它的科学家们所确定的许多命题，并为它在太空站的存在与命运编造了一些其他的解释。
实际上，库蒂的所作所为已超越了通常对机器人行为的极限。它是一个聋子逻辑家，它的思维超过它的对手。但这 并不 仅仅是因为它处理数据的能力更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