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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在公社举行。感谢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作文题目是《旧貌变新颜》、我提笔就写：“踏着松花江边初冬的第一场雪，我复员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真是意到笔随，一气呵成。监考教师一个劲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十个手指有八个缠着胶布。
通知我参加复试是在半个月后，关校长到我家告诉我，12月20日到呼兰县城参加统考，并说我那篇作文在全县三千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经印发给各学校。公社文教助理到处打听这个复员兵，说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妻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呗，啥事扯过你的后腿？将来出息了别把俺娘俩蹬了就行。”其实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时生产队里扣了我九十个工分，足足相当于春天九个工。
妻把队里刚分的豆油和亚麻籽油装了两桶，我驮到离家十五里的火车站，卖了作考试费用。为了区别二者，我在两个桶上分别贴了标签。在小胡同里溜达，见人就问：要豆油和亚麻籽油吗？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窝头切成片，分别放在两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尝，一致认定我搞错了。夫妇俩对我的辩解不予采纳，还教育我中年人要诚实。我妥协了，将错就错，亚麻籽油当成了豆油卖。
那一桶豆油成交顺利，一个戴大口罩的男子让我给他送到家去。我乐颠颠地跟在他屁股后走了老远，一抬头却发现到了派出所门口。原来那老客是乔装打扮的治安员。结果豆油没收，理由是：粮油没完成统购计划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里直后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统考那天，我揣着妻给我烙的发面饼，早上5点动身，冒着冬下三十度的严寒，奔向六十里外的县城。等到考场时，人已经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岁的娃娃，也有比我还老相的孩子爸妈，有一个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钢笔，写不出字，冻了。我一边随手把笔放在身后的炉筒上烘烤，一边慢慢审题。等要动笔时，发现坏了：钢笔烤成了弯弓，一写字直转。监考老师忍不住笑，把他的笔借了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谢意。谁知一下子笑收不回来了：这监考老师就是那天买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头答我的试卷。
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不落俗套，就写成了一韵到底的散文诗。监考老师老在我身边瞅我的试卷，瞅得我心里直发毛。交卷离开考场时，听他背后说：“写跑题了，不让写诗歌嘛！”我心里这个后悔呀，谁叫你审题不严呢！后来我看了山西一个考生的范文也是用散文诗写的，觉得散文诗也可往散文这边靠，此是后话。
中午在跃进饭店吃饭。把冻硬的发面饼掰碎，泡上饭店免费的老汤，再兑点酱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望着泛着油花的汤盆和“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感到这家饭店确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写封表扬信。等下午考完试赶到饭店时，发现汤盆和牌子一并不见了。服务员抱怨说供不起了，考试的人太多了。看来做好事贵在坚持。当然，表扬信也没写成。
接下来要解决晚上的栖身问题。住旅店两块钱一宿，超出财务支出能力。我找到“四海”大车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二毛钱，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行书。电压不足，灯火一明一暗，一会儿眼睛看字就重形，屋里充满了烟味、汗味和泡豆饼的酸味，拌和着车老板粗重的鼾声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调，叫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炕很热，很舒服。不一会儿有活物在动。开始局部偷袭，后来全面进攻，重点集中在隐私处。不挠，又痒又疼；挠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们忙不迭地往墙缝里钻。听说臭虫喜欢对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O型血？我换个地方，学车老板的样子，把衣服脱得精光，用绳子捆了吊在高处。刚有点睡意朦胧，起早赶路的将铁桶、马勺又磕得“梆梆”响。第二天照镜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撑着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连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来通知书时，我正在马圈里起粪。助理很为我鸣不平，说比你分数低的都进了本科，你才走了个大专。我说邓公没忘了咱们，就够意思了。再说这学咋个上法，我还得和孩子他妈好好合计合计呢。
去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恍如梦里一般，妻说了很多话，我一个劲地答应，记住了，又没记住。儿子睡了，梦里带着笑。女儿给我数白头发，女儿说：“爸，我也要等长出白头才能上大学吗？”
我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会的，永远不会的。
王秀文，1967届高中生，1977年考生，现为中央某部驻外高级经济师。
他知道我在写这部“高考报告”，所以电话告诉我说没有他的那段经历，那这部作品“将是残缺的”。如此危言耸听，我便如约去采访。
王秀文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是有过“劣迹”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一度红过，还当过某市“兵团”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从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点小“技术革新”。然而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意识，1973年开始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视为“孔老三”——他公然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中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牢里十个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算可以回家了。1977年高考消息下来，王秀文兴奋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说这回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但到市招生办报名时，竟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骂人家是小“四人帮”。可招生办的人说你才是小“四人帮”的爪牙。王秀文搞糊涂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内定为还没有搞清问题的“5·16”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梦十余年的考大学看来与自己永远无缘了。于是他伤心地出走了很长时间。他到了新疆沙漠深处的一个戈壁滩农场，想与这儿的荒芜与严寒苦度一生。他学骑马，学放牧，也学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从内地逃过去的野女人，他变野了，连头发都不理。突然有一天农场来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羊皮的浙江人带了一台小半导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来听了一个上午，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出来，然后就一下子不醒人事……生意人吓得赶紧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还好，人家说他过度激动。咋回事？醒来的王秀文说：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参加考试，我可以考大学了！广播里说像我这样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入学条件一律平等！浙江那个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说：今晚我请客。这一夜、王秀文喝得酪配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吓了一大跳，因为人家都知道他在新疆“自杀”了。“死人”现在竟然复活，还要吵着考大学！1978年某市招生办都知道这事，也知道王秀文这位“野人”。
离参加高考仅有十来天时间，王秀文从一个老师手中借来一叠复习资料，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他对家人和老师说：“你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试前一天来叫我就行。”
家人已经习惯他的“神经”了，以为他又犯病了，所以除了每天从窗口扔进点东西给他以外，并没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师们也偷偷地笑这个真真假假的“王疯子”是不是又疯了。他确实疯了，一连几天没有人见他从里面出来过，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在高声他说“疯话”。九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把他考不考大学当回事，照；日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没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学着“范进中举”的样儿，摇摇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边嘴喊着“哈哈，中了，中了”，一边做出一副醉样，惹得一帮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疯子”。“疯子”。而王秀文则越加得意地做着中举的范进样。有个小孩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