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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被人用刀捅了一下似的，眼泪忍不住再次流下，后来我发现在场的所有同学没有一个人听到校长说这话时抬得起头的。而他第三次流泪是在三年的民办大学毕业典礼时老师向他颁发毕业证书时。“这一次流泪是我看到手中的毕业证书怎么看怎么别扭，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毕业证书虽然老师和校长一再强调也是‘国家承认’的，可国家是个空泛的概念呀，我知道拿这样的学历文凭就是到一个小工厂小企业，人家也会瞅一眼就朝你摇头的。这样的学历文凭证书只能带着我的那种‘次大学生’的屈辱烙印。所以我发誓要争取重新拿回一份真正的大学毕业证书。当然，话说回来，我后来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证书，也有前面那张‘国家承认’的文凭的功劳，不然就不可能直接获得硕士研究生的考试资格和学习机会。一句话，民办大学，对那些无路进入正规大学的学子来说，它是一座通向理想彼岸的‘竹梯桥’——因为那些高考成功者走过的虽然是‘独木桥’，但终究独木桥是木头做的，走在上面是踏实和坚定的，然而‘竹梯桥’不一样，即使你踩在上面也有几分恐慌与不安……”
这位学生所说的，正是中国民办大学目前所处的地位——想爱你但难激起情绪与热情。如果碰上那些本来就专门想坑你害你赚你一把的学校，那民办大学的招牌就更是要大打折扣了。
在京郊一个颇显蛮荒的地方，有所民办大学的分校，我去采访的前些天，学校有两位女同学没请假就擅自溜出了校门，至于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急得校长、班主任满北京找，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派出所。民警一听两个女大学生“失踪”快二十多小时才来报案，就问校方：“你们是怎么回事？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们想拿孩子的命当儿戏？”好在这两个女孩子后来自己回到了学校，一场虚惊就此解除。但事隔一个多月后，派出所民警主动找上了门来，说这两个女孩生活不检点，与一帮卖淫的团伙有染。这事再也瞒不住了，可学校这回坚决站在女孩子一边说话，与执法部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争执，并且拿出各种可以证明这两位女大学生“一向是优秀学生”的人证物证，最后竟然使这两位有卖淫嫌疑的女学生换来“一身清白”。据说校长后来亲自出面跑到外省的几个民办大学又花了一笔不小的钱，悄悄把这两位女生转出了自己学校。
“民办大学啥都不怕，就怕不好的名声传出去。”一位民办大学女校长对我说，她说她当时与几位同志联手办大学至今，什么事都没有难倒过她，可惟独因为学校出现过一件凶杀案件，生源像滑梯似的连年往下掉，一直到最后连教师和员工的工资都难以发出去。她说本来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正规大学出一件再严重的凶杀案或者强奸案，大家听听也就过去了，可是我们民办大学就不行了，有人若把出过的案件那么一说，生源马上受影响。她说她的一位关系不错的另一个民办大学校长也吃过这样的苦头，那学校一直办得非常不错，生源也连年很旺，那校长还因为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好而当过省人大代表，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就是因为有一年学校里出了一起恶性强奸案，第二年这个以财会专业闻名的民办大学，一下陷入了困境，女生们纷纷转学，新生和家长们一听“原来那起强奸案就发生在这个学校啊”，即使交了学费的也坚决要求退学。
“生源是我们民办大学的生命泉，少了和断了生源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女校长说，把天大的事捏在手心底下，用一口气把小事当作尘埃吹掉，这几乎是所有民办大学处理棘手问题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办法”。“你说还有什么好招？一点点芝麻大的事，有人给你一传播，我这个校长就得急上三百六十天。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在我们民办大学，哪家出了事，哪家都会捂得严严实实。要不，就会采取有效措施，把有事的学生撵走。”
“我真的感到很闷，倒不是学习的专业或者其它面子上不好听，就是感到民办大学没有一点儿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氛围。说得好听点，学校是出于爱护，才对我们管得非常严，说得不好听些，他们把我们学生当作某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像对待劳改犯一样整天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你。我从小爱结识朋友，也爱组织同学问的集体活动，在高中时当过年级学生会主席，星期天、节假日总爱组织同学们到校外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谁知我到了民办大学后，就整个儿像进了监狱。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趁‘五一’放假两天到天津海边举行一次‘沙滩排球比赛’，这本应得到学校的支持，哪知班主任得知后板着个脸来通知我们，说谁要是到天津，就处分谁。弄得我们差点跟她急。唉，这样的事太多了，校长、老师开大会时一次又一次张着大嘴高喊，让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看重，可在实际的管理中哪有一点是把我们当作一名大学生看待的呀？简直是把我们当托儿所的三岁幼儿，或者像对待监狱的犯人，一点自由和自尊不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与生活，就是拿了一个文凭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谁知道到头来你拿到的文凭能在社会上值几个钱？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民办大学的。”一位正在通过自学考试争取上北师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他三年前为什么中途放弃民办大学学业的经历。我听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1999年夏季，大学招生时，我投入了很大注意力关注夹在风风火火的国立大学窄缝中的民办大学状况。我注意到不知是媒体的有意“导向”还是某些高参作用下的民办大学们的联手“广告宣传”，《北京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在国立大学招生时，连连推出了《在校大学生，半数系‘民门’》、《人无我有，人有我有》等连篇累犊的“北京民办教育巡礼”一类的文章，又是评论又是通讯，外加“知名民校”的整版广告宣传，大有“北大清华算老几，还是到我民大来”之势，可是后来我到民办大学招生咨询现场一看，在那“红旗招展，喇叭声声”之中，学生家长和落榜学生们“问的多，报的少”。一位民办大学的招生人员说：今年是他们最惨的一年，往年可以有四五百新生，时下他们学校招了不足百人。“北京是没戏了。要骗也得到外地去了！”那位小伙子自嘲一声，扛着“××大学”的牌子，喝汽水去了……
与北京的情况相似，1999年高考录取工作刚刚开始，各地的民办大学便纷纷“抢摊”，我看到这一年的新闻媒体连连刊出“给落榜学生和家长提个醒”一类的消息，并把教委批准可以发文凭的民办大学校名公布于众。我还专门看到了新华社引用国家教委发展计划司负责人的介绍，将全国原有和新批准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共计三十七所民办大学名单，以通稿形式载于各报，为广大百姓和学子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我顺手再把国家教委颁布的仰恩大学（本科）、民办内蒙古丰州学院、民办黑龙江东方学院等三十七所民办大学的名单拿来一看，很有意思地发现：中国的民办大学办得最早、也是办得最好的北京几所著名的大学竟然榜上无名，令人百思不解。《北京晚报》的记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北京民办高校“折”在哪儿？》，文中专门掏出了个中原因：像中外都颇有名气的燕京华侨大学，是北京惟一的一所华侨大学，建校已经十五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很多毕业生还出国留学当了博士生，该校1994年以来，连续被命名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成为首都几百所大中小学校中惟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但就是这样的民办大学，他们却没有被授予学历教育资格。
问及此事，校长吴吟韶一脸无奈，说是“校舍条件不够格拖了学校的后腿”。1993年的那次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会时，评议会对该校教育成果等方面都满意，惟独对校舍一项不认可，结果就被排除在外。1994年再次评议时，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称，以燕大当时的办学条件请海外人士来参观，“简直是给中国人丢脸！”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又一次“落选”。伤了心的燕大再也不热衷获取授予大学文凭资格了，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所大学就是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这所无论从校舍、还是从现有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的人才看，堪称中国民办大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