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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专挑南京的“蓝天”作为反映我国民办大学的典型？这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9月的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北京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报载一所叫“南京蓝天专修学院”录取了一位名叫程玉云的农家残疾大学生。11月底的一天，我专程来到南京，见到了这位不幸在儿时的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的学生。
进教室时，已经下课的同学们都在教室外活动，惟一留下没有双臂的程玉云一个人正在打电脑。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吃惊的场景：两袖空空的程玉云正用赤着的双脚在打电脑键盘，而且打得绝不比我这个“半专业”的写作者慢多少。
“你想得到自己能被大学录取吗？”我问这位生得十分秀气的孩子。
“想不到。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哪个学校要的，因为我知道有一年有个学生就因长得难看，结果好几个学校把他退了。我想像我这么个什么都得靠脚的人自然不会有人要嘛！”程玉云说。
“‘蓝天’录取你感到意外吗？”
“太意外了，而且是比不录取我更感意外的事。”程玉云是个很善于表达的小伙子。他充满感情地说：“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高压电打残的，活过来就已经命大了。家里因为经济状况不怎么好，父母对我念书本来就不是很支持。当我用尽全部力量考完今年的高考，得了可以上专科分数线的416分后，心里一直特别地紧张，既怕自己被哪个大学录取，又伯被无情地拒之于大学门外。就在我焦急地等待时，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当时真的太激动了，飞跑着告诉全村人，因为从那天起我就是我们村上惟一的大学生，而我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兴高采烈之时，我的家人却陷入了沉默之中，因为他们被我的六千四百元入学费难住了。我明白过来后也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心想苦苦求来的大学梦又将被贫穷这只拦路虎挡住了，我可能生来就是苦命人吧……”
倔强的程玉云双眸溢着晶莹的泪水。“就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候，有一天蓝天学院的老师专门来到我家告诉我一个大喜讯，说学院王院长同意为我减免全部学费。我和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我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能来关心和帮助像我这样既残疾又家贫的人。到学校后，老师和同学们更是对我关怀备至，每天有专门的护助小组为我服务，王校长和所有我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老师、同学只要见了我都会主动过来帮我一把，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真的，是从心里向外溢的那种幸福。”
程玉云笑得很灿烂。
“你能跟上同班同学的学习吗？”
“跟得上，除了课堂上我比不上大家记笔记，其它的我都不比同学们慢。”程玉云说：“我的优势是记忆力比别人强些。但为了弥补记笔记的不足，所以我要花去大量休息时间。不过几个月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比同班同学差。”
“最近他的外语课还考了全班第一名呢！”程玉云的老师过来夸道。
我了解王秀兰以及她的“蓝天”大学，是由先认识程玉云这位失去双臂的贫家残疾学生上大学的事开始的，我对王秀兰院长说，此次采访程玉云同学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了解到了一所好的民办大学和一群为了圆百姓大学梦的好的办学人。
现年六十岁的王秀兰则感慨颇多地对我说，在中国走民办大学这条路太难，她问我：“你相信不相信我这个创办这所大学的人在退休之前是从不在学院拿一分钱工资的？”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以前听人说办民办大学十有八九是为了赚大钱，王秀兰不仅辛辛苦苦办起了远近闻名的像样的大学，还竟然不拿一分钱工资，这当然是我无法相信的。
“我过去十几年里确实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即使我们学校账面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但我是花钱的，我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扩大和建设学校上，把钱花在加强管理和改进设施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校舍和内部硬件，你就知道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不拿钱为什么？因为我想真正做到不花国家一分钱办一所像样的正规大学，你看现在我们‘蓝天’像不像大学？”
当然。望着十几层高的楼房和应有尽有的校园设施以及同学们个个脸上挂着的笑容，我只有这样肯定它。
王秀兰和她的“蓝天”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民办大学所走过的共同的历程。
关于民间办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是件新鲜的事。其实中国是民间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孔圣人当年传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办学。而且从世界教育史看，没有哪一国的教育不是先由私人开办学校而后发展到国立公办学校的。可是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古老中国，却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里没有前进过几步路，直到一百年前才有了西方传教士创意下的大学雏型。二十世纪，封建买办制的国家体制建立后，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才慢慢有了大学，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学则形成中国特色，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教育史从这个年代才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1982年，在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学、崇尚教育之风。那时国家久闭的大学门刚刚开启几年，亿万青少年求学心切却因为高考“独木桥”太窄，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怎么办？全国百分之九十九左右的适龄青年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而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关头。一线的同志们正忙着如何把散了架的一个个摊子收拾整理，即使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无法赶上形势的发展需要。
“中国的教育应该几条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学，现在孩子们想上大学大难了，这对百业待兴的国家四化建设很不利，我们应该在办仔国立大学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学习，依靠社会办些民办大学。”
“太好了，我们又想到了一起！而且依靠社会办教育既符合国家宪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我们得抓紧动手了！”
一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这两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堤爝划起了一件后来被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大事。
“民办大学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有过，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要把它重新办起来，没有一位懂教学又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肯定不行。”
“是啊，谁能胜任此重任呢？”
聂真和范若愚深思起来……
“有了，她准行……”聂真灵机一动，兴奋道。
“谁？是不是于陆琳？”范若愚猜测着。
“还能有谁？此事非于陆琳这位女将不可！”
“好，我赞成，有她出面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一定成功！”
聂真和范若愚两位老教育家异常兴奋，因为就在这一天他们为中国民办大学的诞生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起了个好校名，叫做“中华社会大学”；二是为这个“中华社会大学”找了位“好管家”——于陆琳。
于陆琳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中华社会大学当了十八年校长。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父亲于丹级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举人，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官派日本留学生的总监，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之一。女儿于陆琳的传奇生涯，是从十六岁被其共产党员的三姐于若木瞒着父母带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安使这位北平女中的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因为姐姐的缘故，她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她原来读中学的北平，在清华、燕京大学队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个阶段她认识了吴晗、钱伟长、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同时也被一位燕京大学的女教师的教德所感染而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毕生的兴趣。“小于，解放后你想干什么？”一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西柏坡的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我想搞教育，从幼儿教育开始……”于陆琳脱口而出。邓大姐用惊喜的目光瞅了瞅已经成了大姑娘、老战士的于陆琳，欣喜之情溢于脸上：“好呀，这个选择好，你是女同志中第一个搞幼儿教育的志愿兵！”就这样，于陆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