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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门已经宣布，2000年全国的大学招生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扩招二十万，总数将达到年度招生三百万人。这对那些想上大学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不过“扩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悲喜交加。喜不用解释，能有机会上大学可以实现自己和祖辈的梦，悲的是能考上大学，却会因没钱而进不了大学门。从去年各“扩招”学校得知的情况证实，去年与今年各大学的学习费用普遍提高，像北大、清华的学生上学费用增幅达百分之二十左右，而一般大学也跟着往上涨。这使得那些本来上大学就感到困难的穷家庭雪上加霜，有苦不敢说——因为你只要一说，马上就有那些生活条件好的人会告诉说“上不了就快把名额让出来嘛，咱孩子还急着上不了大学哩！”穷人们哪舍得？已经榜上有名的孩子绝对不会轻易答应，他们的家长们也不会随意放弃孩子跳出农门进龙门的机会。唉，再苦咱也得忍着，孩子的前程是大事！“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家长们、乡村干部们这样发誓。于是，便有了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和电视剧中看到全家人饿着肚子供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故事；也常常听说这家的父亲为儿子筹措学费而累死在放牧的路上或采煤的矿井内；也常听说，一个在学校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女大学生，突然在商场或大街上因偷窃而被拘留……
21世纪的中国又多了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教育发展了，穷人却越来越上不起大学了怎么办？
我和另一位“贫困问题作家”黄传会先生已经看到了很多双流泪的眼睛，和无数个为了几千元学费和今天或者明天的一顿饭钱，而不得不低下高做头颅去当乞丐与娼妓的卑贱身影，我们因此时常有一种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感慨。
我真的盼望哪一天在阳光下所有考上大学的人们脸上都充满发自内心的金色笑容！我想会有这一天。
关于大学贫困生问题，国家想了不少办法。但问题是我们国家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每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不说为了搞活国有企业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地往里填，不说为安置下岗职工又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了数百个亿，不说为科教兴国需要每年在原有基础上给教育、科研领域加了上百亿，不说每年国家为防灾救急备上几百个亿，不说接二连三的各种不得不搞的大庆、大典，单单是每年国务院扶贫办拨给贫困地区的救困费用就是好几百亿，我们还有庞大的军队，庞大的行政干部队伍……总之，每一条线都可以轻易地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几百亿。国家一年的收入才多少？银行一次又一次的降息也没有拉动内需，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仍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家哪有那么多钱再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减免学费？大学扩招已经定为国策。扩招容易吗？现在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基本费用每年在一万两千元左右，而目前从学生那儿回收的钱仅为六七千元，如果按2000年六百万在校生计算，国家需要贴进三百多个亿。这个数字已经够让总理费尽苦心的了，每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总有人高喊要增加教育投入，实在是难为了腰包本来就不鼓的总理同志。现在又冒出个数量近百万的贫困大学生，国家从这些学生身上几乎回收不到几个钱，一百万人又得让国家贴进一百个亿，难啊，国家的当家人更有常人不可知的难处。
于是，“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口号不得不由高校自己喊了。但大家很快会注意到，喊这些口号的大多是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他们完全可以喊得响当当的，因为他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有钱人，极少数缺钱的穷人家孩子能走进这些高等学府，他们一般都会得到校方坚强有力的支持，减免学费一般都不成问题。另外还有社会各界“捧星”般的主动要求帮助这些名校的状元们，所以这类学校的校长们高喊“决不让一个学生因穷困而辍学”的口号，就像喊自己的名字一样轻松。但像农大、林大等等专业学校的校长们就不敢轻易喊这类口号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进入了学校，给学校的正常教学开展带来了困难。如果再轻易答应减免的话，就会从教师们的口袋里硬掏钱了，惹出的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于是在全社会一致反映与要求下，本来就贷款贷不出去的广大银行家们做出了一个姿态：向贫困大学生贷款上学。听起来很好听，1999年九十月间，这个消息在新闻电视上很常见，然而效果却出人意料堤旎好。原因是实际操作上仍然无法解决穷人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贷款是需要抵押和担保的。后来抵押这一条放松了，可担保仍保留着，银行从不做亏本生意，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商业银行家们。他们笑眯眯地向大学生走来，原来也想开拓一条“生意新路”，结果此路不通。凡想贷款的学生都是贫困生，而穷人想找人作担保没有人愿意。如今越是有钱人借钱越容易，而越穷的人越借不到钱，这是世界性的规律。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有待提高，特别是中国的一些百姓，他们都经历过大锅饭的“美好时代”，“吃饭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在新中国前几十年的模式里，“孩子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的人了，既然是国家的人了，还要我们掏什么钱？”好多人今天还这么想。
再者，借钱容易还钱难是一些人的习性，你不得不承认。中国金融方面存在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前十几年大批资金出银行后再也找不回来。现在不行了，银行收不回贷出去的款，就先砸自己的饭碗。对大学生也不例外，你没有担保人给你作保，银行就把脸别过去了。许多贫困大学生对担保贷款一事意见很大，说这等于是在纸上给他们画了一个饼，想吃又根本吃不着。我就收到过一个我采访过的贫困大学生的信，她已经几个月口袋里没有钱了，听说银行到他们学校里办贷款的事，她很高兴，可当银行说必须有担保人时，她无所适从了，因为在北京她举目无亲，找老师和同学们，大家说我怎么给你担保法？你再过两年毕业了，你贷的款到时还没有还，银行找我怎么办？言外之意是谁也不情愿当这样的担保人。这个学生把心中的苦处告诉了我，她说：“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最基本的信任感，他们一点也不相信我，难道我是那种赖着不认账的人吗？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呀！”我看后既为她抱不平，同时又觉得无可奈何。在商业行为和法律范畴里，“人格担保”在我们中国好像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谁敢对一个并不是亲人的外人作金融性质的担保呢？我叩问自己，想想也确实不敢，因为中国之大，人的情况的复杂，许多事能想得到吗？办好事得不到好报而反咬你一口的事太多了。“贫出无赖”，此话虽有损广大贫困者的心，但现实中确有这类人。对此，我想广大的贫困大学生，也应该对平常人的平常心有所理解。
但理解之后，我们大喊了半天的贷款实际上又成了一件有头无尾的事。为了照顾教育部门和银行自己的面子，有过几条这样的消息：首都几家银行纷纷抢滩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为学生贷款。问题是银行家们除了敢到这些完全能贷得起、还得起的著名学府外，他们哪敢到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贫困生又多的学校去呀！“那些学校，谁去了谁就倒霉。”一位女银行职员如是说。
一切几乎还是回到了原位：穷人难上大学。
第七章 民办大学的红与黑
在我采写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期间，早已听说了很多关于民办大学的话题，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写高考不写民办大学的现状就等于少写了一半。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把笔锋转向这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999年11月23日，我采访王秀兰院长的时候，这位在南京名声很大的“蓝天专修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好六十岁。王院长说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在后半辈子将自己的命运与民办大学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办校的往事，王秀兰院长颇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兰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边，她是航空学会的一位秘书长。顾名思义，在中国的诸多群众团体中担任“秘书长”之职的人物，大多是干实事的角色。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