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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院不算白也不算黑，阿元出了八万元（以赞助奖学金名义），终于圆了阿元女儿上学的梦。
“你这工薪阶层出八万元送女儿上大学，是不是太亏了点？”几个月后，我再次到苏州采访，见到阿元时问他，阿元兄竟然一点不感冤枉地回答道：“亏啥？一点也不亏！我是自愿的。”他神采奕奕地告诉我，自女儿上了大学后，他现在“天天精神开心”，而且“喜欢做善事”——“我已经给几个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孩子资助或者帮着牵线搭桥。什么都不图，就是觉得高兴，就是觉得我女儿上了大学后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了。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阿Q精神？可这是我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
阿元兄对我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半点自嘲自讽的神色。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惊愕。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她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叫红红。
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重点。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这可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份，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他有了家庭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六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少年白头”上找到答案，更可以从他不该先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看到女儿在一个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尚旦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唉声叹气的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去了。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寿命缩短还要着急。怎么办？偌大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逼急了的中国人就是能想出招，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终于打听到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原来，那是个农村中学，是个专门训练考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
“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哭着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呵！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有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对我这样说过。
“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惶旎去了……”红红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
“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都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瞅见了不高兴，更怕孩子看到了心里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既陌生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能习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自己的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而这个分数在燕郊中学，许多同学根本进不了重点名牌大学的门，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北京近100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考分最差的学生，在北京可能就能上重点大学。红红通过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上了那里学校的中等水平，回到北京自然就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重点大学。
秘密原来就在这里。我看到姐夫说这话时的那张笑脸上流淌的是苦涩的泪……
第三件事是我一个战友的故事：他原来是部队上的功臣，但去年突然转业了，原因是为了他永远不愿再提起的一次执行任务。我与他曾经在一个部队工作多年，看在这个份上，他才最终开口。他的故事是由于他的一枪射出，彻底毁掉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我的老战友因此不愿意再继续从军，甚至对功臣的荣誉感也产生了某种动摇……
我的这位战友的名字很普通，叫金龙。中国人中有多少叫这个名字的？有几千？还是几万？太多了。金龙自己告诉我，他说他村里有三个姓氏，一千来人吧，叫金龙的就有五个，除张金龙王金龙赵金龙外，还有张姓金龙中的大金龙和小金龙之分。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崇尚的是自己的子女成龙成风，因而给子女起名为金龙金凤者之多，恐怕只有在今天电子计算机时代才有可能统计得出来。有一次我出差到浙江某县，正好宾馆里扔了一本当地的电话号码簿，那上面有住宅电话，我无意间浏览了一下姓名，结果叫“金龙”的户主竟多达九十四个。一个小小县城会有九十四个“金龙”，这自然还没有包括那些装不起电话的“金龙”们，你设想一下，中国有多少叫“金龙”的名字？！我的战友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金龙中的一个而已。战友金龙是河南豫西人，家乡就在豫陕边界，先生要多几份黄澄澄的色彩。他运气算好，1974牢高中毕业后就轮上参军，当时对一名农村青年来说这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参军意味着跳出“农门”，迈向“龙门”。别小看这个参军，在那年代，几乎是全中国青年们最伟大和崇高的选择了，就像今天的青年们报考北大清华一样，你想，那时城里的知青也只能“上山下乡”，而下乡知青一般是不被推选去当兵入伍的，只有农村青年才有这样的待遇。要不就是将门子弟才能跨进绿色军营。所以，它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们的崇高选择。
但金龙和我成为战友时就曾对我说过，参军本来不是他惟一的选择，他本想去上大学，公社已经推荐他上河南大学，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村异族的另一位金龙却与他发生了一次口角。那个金龙与他同岁，也是生产队的一名强壮劳力。这两个年龄相同的金龙在村上的表现也不分上下。但是我战友金龙的叔叔在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那个金龙也有一个当过官的叔叔，只是那个官是在旧社会当的，叫作“保长”，近于解放后的生产大队长。两位金龙由于各自族叔的官位的不一样，后面的命运就差多了。两位金龙高中毕业后都回到农村，都很积极，而且暗地里有点儿较劲。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公社每年都要从村上挑选好青年推荐去工厂，就是进城当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在那个年月，能进城“吃商品粮”，就等于是上了天堂。当年除了招工外，还有一件美事就是推荐上大学。种田人上大学当然要比单纯地“吃商品粮”要强出一截儿，因为乡下人进大学，这是金龙村上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在金龙高中毕业前三年有过一个娃儿被公社推荐上学了，那是洛阳啥专科学校，中专生也是了不起的事呀，那年全村人特意召开了一个欢送会，为此大队长还宣布全村社员放假一天，以示庆贺。
金龙回乡劳动不久，却遇上了好机会，公社让村上推荐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消息传来，全村人简直沸腾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