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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的斗争。许多同性恋者已经学会论证他们是有特殊情况而进行同性恋爱的。他们还论证不应因他们的种种特殊情况产生的各种行为而受到惩罚，反同性恋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并且应当被废除。一个时期以来，为推翻不公正法律所组织的同性恋权益运动的队伍扩大了。但是，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论点：是的，与同性恋行为相抵触的法律应当被废除掉，但是真正的却是医学上的原因，即同性恋是一种毛病，因而“同性恋者”不应受惩罚，而应当进行治疗。或是说，他们不是罪犯，而是病人，把他们交给我们，我们会照顾他们的。这种好意在西方仍留下了几十年的影响。然而，最后它又被有些人否定了，其原因有二：一是真正的同性恋者似乎没有人曾被真正治好过。二是通过大量的性调查来揭示同性恋和非同性恋者之间的明确区别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代西方流行的一些观点。因此，在１９７３年，美国精神病协会从它的诊断学和统计学手册中删除了诊断同性恋者一章，就是这一笔，使几百万的男女成为健康人。自此以后，“同性恋者”变成健康人了——这是医学史上最伟大、最快速的群众治疗。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已根据要求，把同性恋从患病表上删除掉。结果是在主要医学专家中又一次解决了这种争论，即这种同性恋决不是身体方面的或精神病的标志，而这只是人类广泛的许多行为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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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2）
１９４８年，当美国生物学家金西和他的合作者们首次出版有关《人类男性的性行为》的调查报告时已宣布了上述这一点。他是根据全美１７０００例以上对各种年龄、不同收入的群体和不同教育经历的个人会见而得出的（不是从咨询而得到的）。他要求他们报告他们的全部性活动，并加上他们的全部性经历，进行分析比较，这样就弄明白了，即在同性恋和其他人之间明确划分界线是不可能的：
“男性并不代表两种无关联的人口，即异性恋者和同性恋……不是一切东西都是黑的，也不是一切东西都是白的。自然界很少存在种种分离的目录，这就是分类学的基础。人类通过思考发明了各种目录，并设法把各种事实填入各个被分离的框框内。充满生气的世界中的每一个和各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如果我们了解人类性行为越多，则我们对性现实的了解也就越完善。”
金西从专门是异性恋者至专门是同性恋的行为中，发现两者很可能会发生变化。确实，他发现许多男性自发地从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者，并会逆反，他们中有些人在其生活过程中会有好几次。另一些人，在短期内或长期内发生两者同步行为。这种情况（这在以前从未载入文献中）使金西得出一种逻辑上的结论——要把同性恋者说成是特殊的，明确可以区分的人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不把人区分出具有异性恋者的特征或同性恋者的特征，而是区分出有一定量的异性恋者的经验和有一定量的同性恋经验的个人，则就会鼓励（或刺激）人们更彻底地去思考这些事情。不应用这些术语作为描述各人的名词或形容词，而应以它们更好地来描述各种公开的性关系的本质或描述个人在性方面对刺激的反应。”
最后，金西又提出了另一个十分重要而常被遗忘的观点：
“如上所述，很明显，有关世上同性恋者的数目和异性恋者的数目是无法统计的。”
最近美国芝加哥一个调查组作了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是首次具有代表性的取样——当获得各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时，仍然感到应重复金西的主要论证——
“与好多同性恋文献对照，这种文献深刻地描写这种人之间的区别，即同性恋者在社交方面及心理方面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这个道理被那些设法了解世界范围蔓延的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家所吸取了。起先，他们由于未曾阅读过或未曾了解金西，所以他们开始设想有一个确切的同性恋者的危险群体，但是由于艾滋病的传播进展，卫生当局不得不承认这种设想是错误的。艾滋病未曾受到限制，未曾被“危险群体”和“危险行为”所传播，并且这种行为并不限于在被称为同性恋的人们中。今天，研究人员们说：“男人有男人的性（缩写为ＭＨＳＷＭ），女人有女人的性（缩写为ＷＨＳＷＷ）。”这些新的科学术语只介绍了行为而不作特殊的假定。换言之，今天在对关系生命和死亡的严重问题的流行病学研究中，这种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爱的术语已都不再被使用了，因为这并未被证实有助于了解性的现实。
鉴于此，大多数亚洲国家长久以来都有他们自己的对同性恋的态度，只要他们保持无西方的影响和西方性的框框。例如，不仅日本等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付这方面的犯罪法律（也许实际上仍有反对）。对这个问题的宽容非常有助于防止传播艾滋病。显然，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不会与卫生当局合作——如果他们害怕犯罪受惩罚的话。然而，如果政府要成功地与这种流行病作斗争，那么这种合作是必要的。
同性恋的性活动，常常是十分隐秘的，甚至来自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中。因此，卫生官员要发觉它是绝对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帮助那些处于最有传染可能的人来保护他们自己；另一方面，如果卫生当局使每个人都晓得当局无论如何不会处罚、谴责或嘲笑同性恋的接触，则当局会获得许许多多男女的信赖。确实也使这些当局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人数是多么庞大，他们与疾病作斗争中作为同盟将会多么有用。
总而言之，亚洲不需要，特别是中国不需要采用西方“同性恋”的思想或“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的观念，他们有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看法，但是，东西方也会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大家都在真理的道路上探索。
正如刘教授在书中指出的，同性恋行为在中国，可回顾到最古老的时代，它本身已有久远的历史了，这有它自己的传统和各种解释以及种种评论，尽管这种种解释和评论也在发展变化。也正如刘教授曾在他的２００００例“性文明”调查中指出的那样，今天在大学生中，是有同性恋的性接触的（约有７．８％的学生有过这方面的报道），这只是在人口中的一部分中发生，这种假设确是合理的。如果使这些人感到自己是被歧视的，就会有相反的后果。特别是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歧视同性恋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同性恋接触决不会导致怀孕，因此不会对政府人口政策（或对此事的任何政策）构成威胁；其次是，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从事这种接触的人们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同盟。所以，无论从中国的传统还是就西方影响来说，接受它比禁止它更好，当然，没有必要去鼓励它。性研究人员懂得，而卫生当局也不应当忘记，这种亚文化群不可能在大量的男人和女人中蔓延，即使有人加入到他们整个行列中也少得可怜，这种人永远是人口中的极少数。这样数量的少数派似乎是人类的恒量，即在全世界范围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相同的。
同时应该看到，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变化，有丈夫们和父亲们，他们偶然与其他男人有性接触，也有妻子们和母亲们偶然进行女性间相爱，也有青春期的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试验性地与同性接触而以后又把它忘了。一些青年开始与异性爱者接触，然后几年之后又转为他自己的同性。另一些人，既保持异性性爱关系同时又保持同性恋关系。有些人仅在结婚几年之后发现他们对同性成员发生性爱兴趣，然而，他们中有些人选择离婚，另一些人却把一切告诉他们的配偶，并发现允许延缓结婚的安排。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同性恋兴趣造成严重的问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一点也没问题。一些人感到内疚和不愉快，另一些人则对此心安理得。总之，同性恋的行为、方式和程度有几千种，没有一例与任何其他的是完全相同的。
这就是刘教授要确定的另一种见解。他将成为第一个承认他的种种发现不会也不可能停滞与枯竭的研究者。他和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一切都给我们罕见的这部分世界以一道曙光。
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实在是太多了。刘教授和鲁教授主编的这本书揭示了中国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