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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里，诗人一连用了四个“掠过”，画面不断变幻，令人目不暇接，如此逼真的动感，使读者仿佛也同达吉雅娜一起坐在三套车里，包揽了莫斯科繁华的景色。
普希金不愧为语言大师。在这部作品中他运用了丰富的词汇，大量的典故以及形式各异的语体，尽显出他的博学多才。尤其是词汇的选取充分体现普希金的创新精神和平易作风。诗人很喜欢采用当时民众普遍使用的新颖词汇，尽管，有些词汇辞典上还没有收录，“专家们”尚未认可。这些新词运用以及诗歌的口语风格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增加作品的可读性。灵活化用读者熟悉的民间故事，寓言和文学典故又使作品妙趣横生。
普希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的人物是当代的、环境是当代的、情节是当代的，所触及的矛盾、思想和问题均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从当代生活中去发现人物，塑造典型、反映时代的走向，这是诗人长期艺术探索的一个总结。普希金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正确引导了俄国文学发展的方向。
凝重的历史画卷
俄罗斯是一个有近12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它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形成，它的发展历程缓慢而艰难，其间充满了内外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普希金在外交部历史档案处工作时，对俄国的发展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了一系列以俄罗斯历史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历史剧 《鲍里斯·戈都诺夫》，长篇史诗《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
普希金的创作兴致是十分广泛的。还在皇村中学时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俄国喜剧大师玛维辛的作品就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引发了他创作戏剧的冲动。俄国戏剧发展停滞不前的状况也是促使他涉足戏剧创作的另一个因素，他决心向莎士比亚学习写一部真正表现俄国人民命运和意志的历史悲剧。1824年诗人被软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唯一的自由就是散步和读书。这期间俄国著名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俄国史》使诗人常读不倦。书中关于俄国“混乱时期”的枭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沉浮史引起了诗人创作欲望。于是诗人在《俄国史》第10至11卷记载的史实的基础上写出了历史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
这部作品写的是留利克皇朝结束后的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故事。1598年俄罗斯皇帝费德尔死去，由于他没有儿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一场争夺沙皇宝座的倾轧之争在克里姆林宫内外展开。大臣中有一个最具有问鼎的实力，他就是沙皇遗孀玛林娜的哥哥鲍里斯·戈都诺夫。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人。他笼络大地主、收买人心；扶植教会，扩大势力。他表面上假意推辞当皇帝，但暗中打击异已力量，终于在他们操纵的缙绅会议的“推举”下，登上了沙皇的宝座。然而皇权的争夺并没有停止。以随斯基为代表的大贵族们继续跟戈都诺夫对抗。而戈都诺夫在皇位上也惶惶不可终日。原来，他为了抢夺皇位曾派人秘密杀害了为继承皇位的前沙皇的弟弟德米特里。这件不可告人的事使他寝食不安，无论是在接见大臣的宝座上，还是平常的宫中生活，都不能让他快活，他经常感到天上有巨雷轰鸣，他无法拂去内心的恐慌。他当政六年，灾难始终笼罩着俄罗斯，饥民遍野，天灾连绵，百姓怨声载道。老百姓把这些灾祸全都归咎于戈都诺夫。篡位者的家中也发生灾祸，戈都诺夫本想给女儿成亲，不料死神像风暴一样卷走了新郎。社会上不断流传着新沙皇的传说“鲍里斯·戈都诺夫杀害了前沙皇费德尔”，“戈都诺夫毒死了亲妹妹”，流传得更多的还是“戈都诺夫杀害了幼小的皇子德末特里”。浑身是血的小男孩的惨像总在戈都诺夫的脑子里浮现。他想逃走，却无处可逃。他这才感到，灵魂不干净的人真可怜。
就在戈都诺夫在惶恐中度日如年的时候，楚道夫修道院的一个年轻的隐士格利戈利从老僧那里得知。他与被杀害的皇子德米特里同岁，于是便产生了一人大胆而狂妄的念头：何不利用人民不信任篡位者的局面，假冒皇子之名而自立为沙皇呢？格利戈利乘着黎明前的黑暗，溜出了修道院，躲过了追击者，偷越国境，逃进了波兰王宫。他谎称自己就是皇子德米特里，说他当年设法躲过了戈都诺夫的刽子手的屠杀，幸存下来。他恳求波兰君主派军帮助他回国，夺取皇位。波兰一位将军之女玛琳娜怀着个人目的答应助他一臂之力。在波兰军队的支持下，假皇子联合立陶宛人、瑞典人开始与戈都诺夫的军队交锋。1604年格氏率大军越过俄国立陶宛边境向京城扑来。戈氏一方面抵抗，一方面加紧镇压周围的反抗者。最终格利戈利吃了败仗，但他信心不减，因为他深信，老百姓最初会支持他。百姓们吃够了戈都诺夫的苦头，热切盼望王子回国推翻篡位者。受压制的大贵族们明知格利戈利是个假王子，却也希望借他的力量推翻戈都诺夫。这样，假皇子得到了胜利的基本保证。他知道，他获胜的法宝不是军队，不是波兰的援助。而是人民的意愿。于是他派遣劝降者潜入敌军，晓以利害，终于迫使戈都诺夫的将军们临阵倒戈，篡位者在恐吓和绝望中死去，他的政权也随之覆灭。一个皇帝倒台了，另一个野心家又登基了，贵族们依旧在人们的头上作威作福。诗剧的结尾意味深长；贵族莫萨尔斯基让百姓高呼新沙皇万岁时，人民却报以沉默，以示抗议。
普希金通过戈都诺夫的沉浮史艺术地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心所向决定历史的走向。人民大众的意志不可违背。戈都诺夫用欺诈的手段篡夺皇位，但他只能得道于一时。人民反抗是必然的。失去民心的统治是不能长久的。假皇子得势后仍旧依靠大贵族和大地主，人民的地位没有改变，统治者给予他们的依然是“充军、死刑、凌辱、苛捐杂税、苦难、饥饿”，因此，人民的沉默暗示着新沙皇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普希金创作这部诗剧时正值十二月革命前夜，也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最残酷的统治时期，诗人的写作心理很明显，他要告诫沙皇，不要同人民作对，不要违背人民的意愿。
《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一部深刻的悲剧。普希金对悲剧有这样的认识：悲剧要表现个人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的密切联系。他认为，悲剧作家应具有史学家的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见识、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人民应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因此诗人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表现大众的剧作。在 《戈都诺夫》剧中，悲剧的主体不是戈都诺夫，尽管他总是以灵魂受难者的面目出现。悲剧的主体是那些受压迫的广大民众，他们在格利戈利的夺位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但不是真心帮助他，而是通过他达到反抗暴政的目的。悲剧的深刻性在于：虽然诗人写出了人民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力量，但同时又反映了他们却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他们的意愿、热情和牺牲都被统治者利用了。诗人同时昭示了一个真理，专制制度不推翻，仅靠更换皇帝，人民的悲剧命运是不会有所改观的。民众的角色在剧中虽是无名氏，一般用疯僧、乞丐、老妇、众百姓代替，但他们的作用是重要和显著的。作品中浸透着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饱含着对祖国的爱。普希金借剧中人之口抒发了这一深厚的感情：
神圣的俄罗斯、祖国！我是属于你的！
我怀着蔑视的心在我衣服上
异邦的灰尘抖去，我贪婪地呼吸新鲜的空气：
它是我家乡的空气……
被流放异乡的诗人，时刻想到的依然是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崇高的思想使《鲍里斯·戈都诺夫》成为一部真正具有人民性的历史悲剧。
《鲍里斯·戈都诺夫》在艺术上也十分成功。普希金通过创作这部诗句达到了他要改革俄罗斯戏剧的目的。在此之前，西欧古典主义戏剧的陈规陋习束缚着俄国戏剧的发展。普希金在创作中大胆地打破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原则。所谓“三一律”即剧作中应是“同一故事”、“同一地点”、“同一昼夜”（24小时内）。这些条条框框严重防碍艺术家创作力的发挥。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一共写了25场戏，空间变幻多样，剧中有豪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