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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旋转的第四堵墙-欧美戏剧史话(上)-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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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三方面的限制并非都是并非都是他的创造。对于事件的限制,亚里斯多德早就在《诗学》中论述过。只有对地点限制的规定,才真正可以算是卡斯特尔维特洛的独特理论贡献。

  卡斯特尔维特洛把舞台演出作为推导出三种限制的出发点,这就表明他是把这一点当做戏剧的基本要素的。他在肯定情节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人物性格对戏剧也极为重要。他说:“虽然性格并非动作的一部分,但是两者紧相伴随不可分割,而且性格通过行动显示出来。所以我们不应把性格看作可以和动作分割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性格,动作就不能完成。”就人物和情节(行动)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来说,卡斯特尔维特洛显然要比亚里斯多德分析得深入了一步,在肯定亚里斯多德关于情节对于悲剧的极端重要性的前提下,他显然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卡斯特尔维特洛还在戏剧目的性的问题上对亚里斯多德进行了明显的修正。他为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通过恐惧和怜悯而达到心灵净化,实际上是强调了戏剧的实用作用。但是把这种净化作用规定到悲剧的定义中,无形之中就否认了其他不起这种作用的悲剧的存在。但事实上,这种不起实用作用的悲剧不仅大量存在,而且比起实用作用的悲剧多的多。它们起的仅是一种快感作用。

  卡斯特尔维特洛还从结局,人物组成等方面研究了悲剧和喜剧的界线,尤其对悲剧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一些。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悲剧的结局是逆境结局,喜剧的结局是顺境结局。应该看到,悲剧和喜剧各有顺境结局和逆境结局,它们的区别在于人物的不同。卡斯特尔维特洛虽然对于悲剧人物和喜剧人物的论述相当具体生动,但是这种描述归纳却没有深入挖掘悲剧行动和喜剧行为各自的动因和产生效果的依据,因而缺乏理论概括力。

  卡斯特尔维特洛按照引起喜剧效果的根源把喜剧划分成四类:由衷喜悦、提供笑料的骗局和自我炫耀、因精神邪恶或生理缺陷而引人发笑,以及因色情和隐秘的暴露而引出笑料等。他还对悲剧行动、悲剧中受难和惊人的事件进行了比较细腻的分类。

  卡斯特尔维特洛最后还论述了戏剧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艺术家有权虚构、创造,但应注意严格的限度。不要替一个实有其人的大人物,特别是君王乱编故事,也不要凭空捏造国家、城市、山河、习俗、法律,更不要更改自然事物的程序。他认为,虚构,创造要凭借着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桩有普遍一面又有特殊一面的事件。”

  卡斯特尔维特洛最重视的是真实,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舞台真实感。不仅时间限制由此伸发出来,而且还由此说明了为什么残酷可怕的事情不宜在舞台上表演。因为这种表演不可能真实,相反会破坏观众的真实感,使他们在一些该哭的地方倒是哈哈笑开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杀头啊!”总之,卡斯特尔维特洛着眼于舞台上的真实世界,叫人不要违背历史真实和生活常识,不是出于对历史真实的过分崇拜。而是从戏剧的艺术真实上提出问题的。是为了提防观众由此会失去真实感,外人会从历史学和生活细节真实上提出责难,法国理论家拉班在一六七五年出版的《论当代诗学》中是这样评述卡斯特尔维特洛的,他说:“他似乎有心与亚里斯多德为难,往往不是把原则解释得更清楚,而是弄得更糊涂,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所有注疏家中最深入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学习材料最多的人”。

  民族戏剧的振兴

  ——西班牙戏剧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班牙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西班牙戏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这时中世纪的宗教戏剧仍然十分流行;具有世俗倾向的戏剧在战乱年代由于受着天主教的迫害,没能得到多大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剧作家力图建立和发展世俗戏剧。他们往往利用宗教戏剧表现尘世生活的欢乐,对之加以赞美。但这些作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教会的思想影响和贵族阶级的艺术趣味。戏剧结构也比较原始,许多是模仿古代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不断吸取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正在使创作接近现实生活。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是西班牙戏剧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鲁埃达到后来的两位人文主义剧作家塞万提斯和维加,他们在同封建教会的斗争中,使西班牙的戏剧艺术形成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在这一阶段,西班牙的戏剧走在欧洲各国戏剧的前面。

  西班牙戏剧发展的第三阶段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截至十七世纪末叶。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西班牙的反动统治加强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天主教的手里,经济和政治陷于崩溃的状态,人文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因此这一时期的戏剧,开始脱离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优良传统,反人文主义和宗教迷信的思想内容占了上风。在封建教会的残酷迫害之下,西班牙的戏剧开始从黄金时代走向没落了。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和意大利的戏剧很不相同。首先,西班牙是以大众戏剧占主导地位的贵族戏剧相比之下就没有多大力量。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剧作家勇敢地反对野蛮的封建统治:陈腐的宗教道德和贵族阶级的阶级偏见。他们不象意大利的剧作家那样模仿古代戏剧,并在创作上作茧自缚,不能从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他们也不象意大利的剧作家那样抛弃自己的民族民间传统,而是努力把它们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他们的戏剧创作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民族色彩,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歌颂西班牙人民的爱国思想和英雄气概,鼓舞人民群众走向战斗的生活和幸福自由的道路。这种戏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大量地运用民间的富于诗意的响亮动听的语言,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不强调舞台布景的外在效果。因此它不是书斋性质的文学作品,同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这一时期西班牙大众戏剧与贵族戏剧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这在意大利也是从未有过的。值得一提的是:十六世纪下半期,意大利的即兴喜剧已经在西班牙的舞台上同广大的观众见面,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无论在思想内容或创作形式方面,即兴喜剧的优点都为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所吸取,鼓舞和帮助了西班牙戏剧演出事业的开展。西班牙戏剧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构筑西班牙戏剧史辉煌殿堂的并不是意大利作家而是西班牙民族自己的伟大剧作家:鲁埃达、维加、卡尔德隆。

  洛卜·德·鲁埃达 (1510?~1565)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不仅为后来的剧作家开辟了新的创作道路,同时还奠定了西班牙戏剧演出事业的基础,在西班牙戏剧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埃达是作家,同时又是演员,并且亲自领导旅行剧团到处演戏,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加强了许多戏剧工作者对于演出事业的兴趣和信心。在他的影响之下,西班牙各地相继组成了许多剧团。有些人甚至不顾教会和政府的干涉,来到首都马德里,建立大众剧院,举行公开演出,为西班牙戏剧艺术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说,西班牙戏剧发展的第二阶段就是从鲁埃达的戏剧活动开始,并沿着他的戏剧创作道路发展,在许多戏剧家同封建教会的不断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西班牙的戏剧艺术高度繁荣的局面。

  作为一名剧作家,鲁埃达的创作成绩是很可观的,他不仅写过许多喜剧和类似田园剧的对话,笑剧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创作具有许多鲜明的特征:即大量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和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不但充满了人民的幽默和健康的谐趣,富于民族色彩,而且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

  《橄榄》是鲁埃达最有名的一部笑剧。说的是一对农民夫妇才种下一棵橄榄树,妻子就高兴地想到将来收获果实,以及可以再种更多的橄榄树。于是对女儿说,将来每篓果实应该卖两毛钱;但她的丈夫却以为价格太高和她相争吵起来,双方都命令女儿服从自己的意见,否则就要打她。他们开始时只是作口头威胁,后来越吵越厉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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