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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都65 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
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事实上，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基本关系，
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个以
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还
形成一个共时性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可是，这种最初的结构主义固然主要地是共时性的（与十九世纪比较语法的历时性观点相反，而且也与哈里斯＇Harris＇以及最近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转换语法的见解相对立），但因为有好些作者，即使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从索绪尔的影响中汲取了他所主张的结构与历史无关的观念，所以就有三类理
①
译者注：语言学中一向把“言语（表达）”同“语言”加以区别。本书译文根据原文也依从这一习惯。可参见商务《语言学名词解释》（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1962。
由，应该认真地对这种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加以权衡。这些理由中的第一类理由是非常一般的，它关系到认为平衡规律相对于发展规律而言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索绪尔从经济学上得到了一部分启发。在他那个时代，经济学主要着重在平衡规律的研究（继瓦尔拉＇Walras＇ 之后是帕累托＇Pareto＇），而且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危机能够引起一个与价值历史无关的价值的完全大改变（1968 年的烟草价格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1939 年或1914 年的价格）。这种考虑本来也有可能会从生物学本身引出来，因为，一个器官可以改变功能，或者同一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器官承担。
第二类理由（从事实上说，也许可以说是第一类）是要摆脱从语言学的外面来的种种因素的愿望，只研究本体系的内在性质。
但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特性的第三类理由，是和语言学所特有的
一种情况有关的。索绪尔对于这一情况曾经以非常系统化的严密性一再强调
过：这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与它的意义不具有
内在联系，因而它的意义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按照
这个原理，表义符号在它的发音性质中并没有任何一定能唤起被它表义的价
值①或内容的地方。这一符号任意性的肯定意见，已经由于耶斯柏森
（Jesper…sen）而减轻分量了；最近雅各布逊（Jakobson）又提出了疑问。可是，
索绪尔早已预先用他自己区分“根本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做法，对
这些反对意见作出了回答；大体上说来，指明一个概念的词同它的概念之间
的关系，要比这个概念与它的定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来说少一些，这是无可
怀疑的。固然语言符号有时伴同有象征性（用索绪尔关于在“象征者”和“被
象征者”之间的符号形式内容关系或相似关系的含义），并且象班维尼斯特
（Benveniste）所说的对于说话人本人来说，词似乎并没有任何任意性（年幼儿
童甚至认为事物的名字是实实在在地属于那个事物的：如人们在看到了山而
还没有发现它的名字之前，一座山就总已经先有它的名字了），但不言而喻，
语言的多种多样本身，正好就证明了语言符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仅如此，
符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在习惯上明确地或不明确地约定俗成的）；可是象征则
如同在象征性游戏或在梦里一样，可以是起源于个人①。
然则，果真这样，那就很明显，语言学中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
只能与这两者在其它领域中的关系的情况不同；因为在别的领域中，结构不
是表达手段的结构，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者而言）
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
常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常模本身，因为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要用这种强
制性来保持它的价值，它现在的平衡就要取决于它的历史，因为这个发展的
有区别性的特点，正好是要导向这样一种平衡②（参看第12 节）。可是一个词
的历史可以就是它的意义一系列改变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
①
英译本注：“价值”一词是索绪尔的术语，出自《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Linguistique Générale）。这对于第18 节里皮亚杰的论证是一个支持。
① 这时候平衡是建立在增加着的可逆性上的；然而在语言学上则更多地是指对立关系，但并不排除那些尚未认识清楚的集体自动调整机制。
②
译者注：参见第六章第19 节关于“符号”和“象征”的页下注；或汉译《儿童心理学》（商务）第45
页（该书把“符号”译为“信号”），皮亚杰把象征和符号看做同一意义形成过程的两极，象征是个人自
己所创造，而符号则是社会性的。（见本书第80 页。）
一个个接着来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达需要这一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个改变之间并没有其它关系。所以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至于价值结构，则象在经济学里那样，它们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若从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看，它们是与历时性相联系的；若从价值本身的相互作用来说，则它们主要地与共时性相联系。
就在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建立在分布
法上的分类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的时候，这种共时
性结构主义从音位学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直到那时候，“对立”
的作用（一个类中的两分法）主要只涉及到表意义者和被表意义者之间的关
系；而到了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时，一个音位对立的体系被建立起来
了，音素按照对立关系去定义：这个结构主义，还因雅各布逊的成分分化系
统而变得更加精细。从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到布郎达尔（V。Br？ndal）和
托叶比（Togeby）（且不谈特里尔＇Trier＇ 的“语义场”）的语符学①，结构变成
了“内部相互依赖的自主实体”，而如果在“任何话语过程的背后，人们都
应该找得到一个系统”，那么一个过程就只是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过渡，
这个过渡不是形成过程，而是由第二个系统靠纯粹是共时性的相互作用获得
的优越性造成的。叶尔姆斯列夫所用的词汇有些难以理解，以致难以对他的
观念加以讨论；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在我们还要加以讨论（第16 节）的语言
和逻辑的关系方面，他曾提出过可能构成它们共同来源的一种“底层逻辑”
的假说。不过，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因此就主要地不是静态的结构主义；因为，
它的重点是放在“相互依赖关系”上面，而不是放在转换作用上。
15。转换结构主义；个体发生论和种系发生论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强有力的理由把语言学结构主义同共时性的考虑联系起来，人们还是怀着强烈的兴趣看到，从哈里斯起，尤其到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结构主义当前的形式在句法结构的范围内，采取了明显是生成语法的方向；这种语言学“生成”关系的研究，合乎情理地伴随有对于转换规律进行形式化的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这些转换规律具有一种“过滤”性的调节能力，能够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结构。从这种看法出发，语言学的“结构”到达了最一般性的结构的行列，具有种种整体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转换规律而不是描写性的静态的规律，而且它们具有从这一组成关系的种种性质而来的自身调整作用。
这种看法上的重要改变，其推动力有两类，为对各种结构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单是研究结构本身）值得加以分析，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种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之为跨学科联系的态度。第一类推动力来自对言语的创造性方面的观察。哈里斯和阿勒（M。 Halle）都做过这种观察，但言语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话语（与语言相对而言）的领域里面，也就是在心理语言学的领域里面。事实上，语言学在对心理学采取怀疑态度几十年之后，心理语言学又重新建起了桥梁，乔姆斯基就直接对此非常感兴趣：“在现在研究的种种主要
①
译者注：语符学（la glossématique ），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意见，指严格按照语言结构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