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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新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其与祖国文学乃至祖国文化的血脉关系，并介绍了祖国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的蓬勃发展状况，后来还转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的作品，使得台湾人民能直接感受到祖国文化发展的脉动。张我军就说道：“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同上，第14页。显然，台湾的新文学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在日本殖民者的两岸分离政策下，奋起抗争并强化沟通台湾与祖国的联系，使台湾文学这一中国文学的支流不断的得到祖国文化的滋润和营养。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本身。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0～1926年为新文学的萌芽期，1927～1937年为新文学的发展期，1937～1945年为新文学的特殊时期——战争期。
1920年《台湾青年》诞生，为殖民当局新闻控制下的殖民地台湾社会的本地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政论和交流思想的场所。如上所述，主张改造台湾文学的最初几篇文章正是在《台湾青年》上发表的，而台湾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新一代作家也是以《台湾青年》及以后改版的《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为主要的阵地，发表他们的作品并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认可。1922～1924年，一些新小说开始出现，如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柳裳君的《犬羊祸》等等。追风即谢春木，彰化人，曾任《台湾民报》主笔。他的《她要往何处去》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清风、桂花二人由订婚到毁约的曲折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了封建主义下家庭和妇女的悲哀，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命题，正如小说主人公桂花所说的：“这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风的，都是社会制度不好，都是专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牺牲者之一而已。正如表哥所说，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为这制度而哭着。如今我都明白过来了。我要为这些人而奋斗，勇敢地奋斗下去。”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373页。只不过该小说是以日文发表。柳裳君的《犬羊祸》暗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中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批判林献堂、杨吉臣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退缩的行为，这是一篇政治讽刺小说，体现了台湾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及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联系。在新诗创作上，1925年《人人》杂志创刊，发表了大批作家的诗作。同年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在台北正式发行。这一时期出现了施文杞的《假面具》、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张我军的《对月狂歌》、《无情的雨》等佳作，诗人们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对爱情一往情深，诗作时代色彩浓郁，语言既淳朴厚实又韵律跃动，台湾新诗于兹深入人心。
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小说多采取现实主义手法，以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着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及其所思所想为内容，诞生了一系列作品，涌现了一批台湾本土作家，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台湾作家中较具有影响力有赖和、张我军、杨云萍、杨守愚、虚谷、杨华等，他们作品风格各异，尤其是1926年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等的出现，成为萌芽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作品。在这些台湾作家的作品中，台湾殖民地警察的横暴，资本家对贫苦大众的压榨，封建势力的顽固及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台湾风土人情，都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内容。赖和（1894～1943），笔名懒云、甫三、走街先、安都生、灰等，台北医学校毕业，1921年加入文化协会，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早期他在大陆行医期间，接触了五四运动并受到白话文的影响，创作出不少的新诗。回台之后，还不断从祖国汲取营养。他弟弟赖贤颖回忆道：“当时祖国方面的杂志如《语丝》、《东方》、《小说月报》等，我都买来看，看完就寄回家给赖和，赖和就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第54页。他的文学创作在台湾文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不论是《一杆“称仔”》所揭示的警察的暴虐，还是《丰作》中主人公添福甘蔗增产却在会社的剥削下一无所获时愤怒的骂声：“伊娘咧，会社抢人！”均直指殖民地人民备受欺压的社会现实。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着力表现台湾的乡土气息，注重故事性和戏剧性，关怀民众，关怀乡土。杨守愚曾经这么评价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赖和）的白话文学作品。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为浅薄粗鄙的白话文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写大人先生辈以为鄙野不文而唾弃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性的尝试。而由于他的创作天才和文学上的素养，幸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尝试，并且多少给予白话文阵营以自信，并煽动起无数青年对于‘小说’的热烈的爱好。”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第4页。
1920年代中期后，台湾新文学进入发展期，经历了萌芽阶段成长起来的台湾新文学虽已突破了旧文学的生涩难懂、脱离群众的旧框架，但其与人民大众相去仍远。台湾的作家们还缺乏组织，缺乏更多的发表作品的园地。在社会背景上，随着文化协会主导的民族运动中农工阶级的政治觉醒和文化启蒙的展开，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强，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台湾文学界对此也有初步的认识，赖和就曾提出“要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1932年叶荣钟在《知识分配》一文中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台湾的知识水准若以个人而论，则不但无多逊色，尚且有很优秀的未来可以期待的。所以若能够把这些知识分子挽至民众的里头，使他们与民众结成密接的关系。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分配给一般民众，则民众的文化自然就有蒸蒸日上的希望了。这样议论一见似乎很迂远，但其实却是极切实的提案，假使我们的知识阶级若能大悟一番，不以装饰品的地位自足，向前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乡里去，由家庭，由邻里，由乡落切实地去指导，勿泥于高远的理想，毋惑于玄虚的批评，由日常茶饭屑事做起，以身为范去指导民众，庶几这台湾的文化才能够脱离这畸形的现状，而上正常的、健康的发达途上去，然后大多数的同胞才能够享受所谓文化的恩泽哩！知识阶级哟！到民间去！去！去！！去分配你们的知识给你的邻人！给你的乡里！这是新台湾建设的捷径！！！”叶荣钟：《知识分配》，《南音》1卷7号，转引自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439页。从该文的背景看，其着重点不在文学而是在民族运动中呼吁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对广大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和新知识的普及，但文章是发表在文艺刊物《南音》上的，对于同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家们来说，还是有着很大的意义的。
1930年台湾文学界迎来了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全岛南北先后有不少的文艺刊物创刊发行。《台湾民报》改为《台湾新民报》后，随着日刊的发行，报纸的容量大增，为此报纸特设了学艺部，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此外，《明日》、《洪水报》、《赤道》、《三六九小报》、《现代生活》、《晓钟》、《伍人报》、《台湾战线》、《台湾文学》等等均告问世。较受大众欢迎的《三六九小报》开辟有杂俎、史遗、古香零拾、开心文苑等专栏，文字生动活泼。值得注意的是《伍人报》、《台湾战线》等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文学杂志的出版，带动了台湾社会主义文学的萌发。《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