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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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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为维护台湾社会的稳定,台湾的民生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如酱油、醋、味精、食用油、药品、电池、电灯等等,均倡导自行制造,因而消费品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43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盟军的打击,前线吃紧,对后方补给要求大大加强了,台湾也在此背景下实施“台湾决战态势强化要纲”,强调急速增强军需生产、粮食生产,实行国民动员,提供应急劳动力。随后颁布的“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要纲”,针对台湾被盟军潜艇封锁这一现实,在工业方面更注重利用台湾本地资源,如制糖业的副产品酒精可供飞机燃料,以及对台湾木材的利用等。1944年后,台湾岛遭受轰炸,本身就成为战场,该年8月总督府发布“台湾战场态势整备要纲”,要求将所有设备、技术和人力均投入战争使用,紧缩一般民生需求,以应对危局。日据末期台湾规模较大的新兴工厂主要有台湾重工业、高雄制铁、前田砂铁钢业、东亚造船、起回造船、高雄造船、南方水泥工业、台湾窒素、台拓化学、台湾花王有机、东亚制纸、植松木材、台中州酱油、南日本渔业统制,行业涉及金属、机械、窑业、化学、木制品、食品等。
    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的绩效,从1930~1945年若干工业产品统计数字中即可略见一斑:铝锭从零到1941年最高12204吨、水泥从121961到最高点1944年的303438吨、碱从零到1944年的6949吨、氰化钙从零到1941年的12647吨、过磷酸钙从14154到1944年的25449吨、发电量从179197092千瓦时到1943年最高1195326828千瓦时。以工业产值计,依物价指数折算后1931~1942年增加约60%,可谓发展迅速。然而我们看到,在工业结构上,食品工业一直都是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的主干,1940年前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0%~70%,1942年也占50%以上。在工业化时期得到重视的化学、金属、机械三类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最高仅为22%,各类工业投资中,重化工业的比重随着工业化的展开而有了大的提升,但亦始终是食品工业占首位。换句话说,台湾的工业化虽然改变原先一面倒的注重食品加工业——实即制糖业的状况,优化了工业经济结构,但台湾工业的总的态势并没有(或者说还未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总体来看,日据后期台湾的工业化促成了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农业与工矿业产值比率的变化上,1938年工矿业产品产值已超过了50%,“足征台湾彼时已非以农业为重心之经济”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37页。。工业产品结构中,1942年轻工业占739%,重工业占261%,后者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台湾人口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30年的542%降低到了1943年的495%。张汉裕依据赫夫曼(Hoffmann)比率指标衡量,认为台湾在日据末期已达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亦即进入了初级工业化社会《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40页。。
    再来看战时台湾总督府三大政策之一的“南进基地化”。众所周知,台湾地处日本与南中国及东南亚交通的中心点,是日本南进的跳板,也是日本获取南方丰富石油和矿产资源的重要通道。日本据台后,积极以台湾为基地开展南进(对东南亚)及对岸(对华南)扩张,在这当中台湾总督府扮演着南方政策的策源地和执行者的角色。1935年台湾总督府召开“热带产业调查会”,“官民一致”地主张强化对南方的开拓步伐,并为此设立了半官半民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作为负责向华南和东南亚扩张势力的实体。“七七事变”后,台湾在日本南进中所占的位置愈形重要,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的加快及其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孤立,对经济自给性的要求十分紧迫。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经济分工体系逐渐被规划和建立,即由台湾供给米、糖、电力,朝鲜供应米、电力、金属,伪满洲国提供铁矿、煤炭、大豆,华北提供原料炭、黏土、棉花、盐,南洋群岛提供磷矿、磷酸盐,荷属印尼提供石油、铁矾土,马来西亚提供橡胶等。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41~42页。台湾的地位相比战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0年代后伴随粮食过剩危机而来的日本国内对台米需求大减,加上世界甜菜糖业的兴起及南洋廉价糖的输入,台湾作为米糖供应者的地位在下降,“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面临着挑战。台湾进入工业化阶段后,限于岛内资源的贫乏,外来资源的获取和市场的开拓便成为重要课题,而这又正是南中国和东南亚的优势所在,“工业台湾、原料南洋”的转换格局逐渐形成。因此,向南方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总督府的一项主要施政内容,对于战时台湾南进政策,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在1941年台湾临时经济审议会上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现今正举国家总力迈进中的支那事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我民族未曾有过的大业,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上,必须确立以日、满、支为主干的包含南方各区域的自给自足经济圈,推进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并且在这一国策推进过程中本岛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国防上都显得日益重要。因此,为了圆满达成此项重大使命,不仅要谋求农业生产的增强,更绝对有必要进一步期待本岛工业化时期的振兴即高度化及陆海空紧密结合的交通通信网络的完备。所幸本岛电力煤炭及其他资源、劳动力丰富,且在南进上有着人、物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在地利上有着极其有利的优厚条件,在此基础上,加上物质、技术、资金及内地、外地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相信得到飞跃发展乃是可以期待的。”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24~125页。这也可以看出,南进政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台湾战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两翼。
    在国家政策层面,1936年日本内阁正式将南进列入了国策,台湾作为南进的桥头堡,为日本政府和军方所高度重视,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即有就近掌控的意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切断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补给线,同时获得东南亚的石油资源,打破美、英、中、荷组成的ABCD包围圈,实施所谓的南方作战,台湾成为对南方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台湾军内还成立了“热带作战研究所”,专门就在南洋热带地区的作战进行调查和试验。台湾军第48师团为适应南方作战进行了相应的装备更新,随时准备出兵菲律宾和爪洼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46页。。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空军就利用台湾的机场猛烈轰炸了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台湾总督府还配合日军向福建、广东、海南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日占区派遣了不少的工作队和后勤支援团体。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皇民化运动

    “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实施是在1937年,以该年7月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加上同期“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台湾社会人心发生了相当大的震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亦由此明显的划分为另一个阶段。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为1937~1945年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6页。。
    日据时期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37~1940年为前期,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立刻发布“为因应时局彻底进行精神总动员件”和“华北事件之际特别注意事项”,加紧了宣传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心内容为:“从本岛的特殊情况出发,将重点放在全体岛民对国家的报恩感谢上,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刷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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