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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1980，第208页。如何使台湾人民认同这场侵略战争，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战略，防范台湾人与祖国的情感联系及同情心，进一步撕裂两岸人民的血脉渊源，正成为摆在日本殖民者面前有待解决的急迫课题。
同时，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南、南洋的扩张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美国及国际社会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南方的矿产及石油资源早已纳入日本的视野，而台湾正处在日本至南方资源区的中间点上，是日本南进的跳板。军事上，后来对东南亚的战争也正是由驻台湾的航空队轰炸菲律宾美军基地为开端的。
再从台湾自身的发展看，在日本帝国内部的产业分工上，台湾是作为提供初级产品的殖民地经济结构来设计的，长期以来，台湾向日本国内输出砂糖、稻米、酒精等原料产品，从日本输入生产生活资料和消费品，呈现典型的殖民地贸易形态。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日本对外扩张和战争环境的需要，台湾自身的经济自主性被强调了，利用南方资源就近加工以满足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计划开始出台。于是，改造经济构成状态的任务也加在了台湾的身上。
正是出于以上的背景，日本第17任驻台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任途中就不失时机的提出了台湾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他的后任的贯彻执行，直至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他说：“第一是台湾岛民的皇民化运动。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军夫的征用和其他原因，虽然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但考虑到台湾将来在日本帝国构成上的重要性，应更加努力。第二是台湾的工业化问题。台湾的产业向来以自然成长之农业为中心，然而帝国今后一旦向南支南洋伸张，自然必须将占地利之便的台湾予以工业化，扶植以热带农产物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第三是南方政策的问题。——台湾乃南方发展及对南支南洋方面经济进出之据点，必须从此一观点来考虑台湾统治。” 《台湾日日新报》1939年5月20日，转引自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108页。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配合，1930年代后半期的台湾面临着岛内外激荡局势的冲击，叶荣钟称其为“暴风雨时代”，此言并不为过。首先，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民族运动，经过日本殖民当局的反复分化瓦解和强力镇压，到这时已经走向衰微，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活动方针集中于向殖民者请求有限地方自治上，逐渐丧失了群众基础和反日战斗力，并且即便是这样一种叩头请愿的温和运动，也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制和取缔，最终不得不于1936年自行宣布解散。自此，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被消弭了。其次，在殖民宗主国日本国内， 1936年7月内阁通过《第二次总动员计划书》，进行战争总动员，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卷入战争状态。国内政治方面，在“二二六”事件后，议会的约束力被大为削弱，军部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对外关系上，在陆军的大陆扩张主义之外，海军主导的南进政策也被列为国策，这体现在台湾现地统治机构的重组上，就是身为海军预备役大将的小林跻造接替中川健藏担任台湾总督，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所谓“高度国防国家”及“总力战体制”。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87页。第三，台湾岛内政治中，军部势力亦日趋膨胀。
1930年代以来文官总督时代的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之间，以及小林跻造作为海军将领任总督时总督文官系统与以陆军为主的台湾军司令部之间，不时爆发矛盾。台湾军司令部往往与在台日本人右翼团体相勾结，打压、恫吓台湾的广大民众，而日本在台右翼势力也积极与军部配合达成强化台湾统治秩序的目标。典型事例如 “祖国事件”。1936年3月，林献堂游历厦门、香港、上海等地，在上海参加华侨团体欢迎会时，说了一句“林某归来祖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日人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就斥责林献堂为“非国民”，军部还指使浪人在台中公园的集会上公然殴辱林献堂。这一事件引起了台湾士绅很大的恐慌，认为“以林某的地位声望，尚且不免，则我们的将来遭遇还堪设想吗？” 叶荣钟：《一段暴风雨时期的记录》，收入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第382页。台湾政治气氛之黑暗由此可见一斑。第四，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台湾人民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其民族的向心力使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自然的站到了祖国中国的一边，但又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能公然表达出来，心情之郁闷和无奈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人说过这样的话：“国人（大陆人民）对于日人，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精神上并无苦闷。但台胞则身心相克，情理矛盾。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得到。” 叶荣钟：《一段暴风雨时期的记录》，收入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第337页。
由上可见，当时的台湾社会充满着法西斯叫嚣和对台湾人心理及国家民族认同的扭曲，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人民仍然心系祖国，也没有忘记其自身的民族性。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民众中的主流心态是：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中国是台湾人的祖国，希望中国胜利。“七七事变”后，对日中间战争的原因，台北附近下层民众曾传言：“台湾原来是中国的，以一定的期限借给日本，期限来临，日本不还，所以导致这次事变。中国是大国，日本失败是当然的。现在有必要学习中国话了。”这一传言虽然没有根据，但它却折射出台湾民众心中隐伏的愿望，即希望中日战争是因台湾而起，并且战争的结果能够导致台湾地位的变化。在很多台湾人的心目中，台湾人是中国人，中国必胜。宜兰郡礁溪庄的游在添说“中国是我们本岛人的祖国”，就为这句话，他被日本殖民当局拘留了29天。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是个大国，日本必败；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希望中国胜利。”在日本人为庆祝某一战役胜利而举行提灯游行时，人们故意将“万岁”喊成闽南话的“放屎”以表示轻蔑。回归祖国是不少台湾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热切期望，员林永靖庄等地有人暗中宣传：“现在中国将夺回台湾，如果我们起来与日本抗争的话，不用多久，我们就能够回到中国的治理之下。”陈小冲：《“七·七事变”与台湾人》，《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面对台湾人民的强烈爱国意识，殖民当局承认岛内民心“很不安定”《台湾年鉴》昭和12，第132页。。针对这一局势，台湾法西斯势力的代表——台湾军首先站出来对台湾人民举起了高压的大棒。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五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向岛民发出重大警告”，7月14日，台湾军参谋长对台湾人的“非国民的言行再次发出警告”。《台湾年鉴》昭和13，第13页。8月日军发动上海事变后，台湾正式进入战时体制，社会愈益动荡不安，台湾军司令部再次森然告诫：“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第256页。
为此，台湾军强化台湾社会治安维持，动员保甲组织担当基层治安工作，着重加强对日本人的依赖，确保日本人在所有重要部门的主导地位，支持右翼社会团体，压制台湾人的声音，甚至提出在台日人“警察化”的口号，要求在台湾的全体日本人行动起来监视台湾人的动向。近藤正己：《对异民族的统治与皇民化政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1988年第6号。在总督府系统之外，台湾军内部也针对战争状态设立了自己的总动员业务部门，由山本募中佐负责，要求台湾产业界根据总动员法与台湾军进行合作，提供军需品。甚至于对台湾总督府一方，台湾军也强调自己是台湾防卫的“唯一责任者”，抨击总督府对台湾人历来同化政策的软弱，要求总督府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