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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放领官地。通过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而被日本殖民者收夺为官有的土地，作为政策性措施，台湾总督府将一部分土地放领给日本人退休官吏，一方面培植在台日本人的势力，另方面借以安慰遭裁撤官吏的情绪。据1926年的统计，放领给退休官吏的土地有370件，面积达3886甲，人均面积105甲，这些土地名为官地，但当地农民世代利用该土地、与其渊源甚深，与日本退休官吏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又因为是由外来的殖民地官吏强占，故极易引发民族的义愤。反对官地放领的浪潮，以中南部较为激烈，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有485甲土地放领给6名日本退休官吏，牵涉其中的73位农民派代表向农民组合简吉、赵港求援，并组织大甲农民组合，阻止对土地的丈量，发动壮丁团全体辞职、公学校罢课三天，最终迫使日人退休官吏将土地转卖给台湾人经营，在延阻官地放领进程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余较具影响力的还有云林、凤山等地的抗争活动。
（3）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糖业是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主干，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制糖会社强制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压低甘蔗收买价格，并通过资金预贷及肥料、水利灌溉等手段对原料采取区内的蔗农进行控制和盘剥，这种严重损害台湾农民利益的行为不能不激起强烈的反抗浪潮。在土地收购方面，即使是名为现金收购的农民土地，也大多是在动用警察的力量下逼迫进行的，据记载：“官僚与会社想出来的名目，是廉价收买耕地，自己经营农场，不过，耕地的所有主不肯廉价出卖，那是一定的。在此情形之下，发生作用的，都是警察官吏，警察时用传票，召集耕地所有主，对于不肯出卖者，不惜予以体罚或拘留。这种悲剧之尤甚者，是1909年台湾溪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土地收购事件（中略）。这一收购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恐怕有些地主藉口未带图章，乃在现场临时开设办事处，处理事务。”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3页。1909年的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强制购买西螺、浊水溪间土地约3000甲，几乎酿成农民暴动。在收购甘蔗原料方面，1924年，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大日本制糖及凤山制糖原料区域内的蔗农纷纷起来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与日本资本家及警察发生冲突。另据1925年的统计，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即达12起，参与者5290人，区域集中于台南、台中、高雄等地。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133页。此一抗争以二林事件最具代表性。1923年以来，二林、大城等庄蔗农因甘蔗原料收购价格偏低一直与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1925年，蔗农进一步提出制定甘蔗收购最低限价、双方合议收购价格等要求，上呈台中州及总督府当局。当年6月，二林蔗农组合成立，拥有会员400余人。文化协会也派遣干部下乡开办文化讲演会，进行启蒙宣传，二林蔗农组合召开的蔗农大会还提出了系统的维护蔗农利益的要求。但是，会社方面对此却置之不理，却招来大批警察，自行雇工收割甘蔗，由此激起暴力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殖民当局对蔗农大肆镇压，被捕者达93人，其中31人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二林蔗农领袖、文化协会理事李应章声言此次运动是蔗农争取“人格的解放”。二林事件尽管在甘蔗收购价格上未能取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它标志着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台湾农民组合。1923年后，台湾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打击了在台日本资本家和部分土著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引起了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分散的、自发的农民运动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台湾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1926年6月，台湾农民组合正式成立，简吉任中央委员长。至1928年底，组合已拥有18个支部，15000余名成员。台湾农民组合纲领提出：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以合法手段达到目标；体现出以稳健、合法方式谋求农民利益的指导思想。然而，随着岛内民族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日益扩大，农民组合领导人的思想进一步向马列主义及革命路线倾斜，简吉在《台湾民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我们须提高我们的阶级意识，而结成广大的坚固的团结，而进攻呀！大家赶快起来斗争而获得我们的生存权。”《台湾民报》昭和2年7月22日。1927年文化协会分裂后，新文协与农民组合联系更为紧密，台湾共产党也逐渐掌控了组合的主导权，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理论为探照灯，引领我们前进”《台湾民报》昭和3年1月8日。。1928年12月的第二次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发表的大会宣言号召全岛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表现为革命和战斗色彩。在农民组合的领导下，1927～1928年间，发生了420多起农民抗争，其中以中坜、麻豆、大甲、凤山等地最为活跃。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浪潮，日本殖民者加大了镇压的力度，1929年2月12日，总督府突然实施全岛大搜捕，大肆破坏各地的农民组合，拘押300余人，简吉、侯朝宗等12人被捕入狱，农民组合陷于低潮。1930年代之后，台湾农民组合实际上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1年5月，台共决定在台湾实施工农暴动，在大湖、永和山等地对部分组合成员进行秘密训练。不幸计划被日本殖民者侦知，1932年3月，日警逮捕了刘双鼎等92人，其中3人被拷打致死，34人被判徒刑。参阅韩嘉玲《简吉与台湾农民组合》，收入《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第二集），台北，1990。
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其针对的目标，既有日本资本及殖民主义当局，不可避免的也有土著地主资产阶级，譬如针对林本源、陈中和等大地主和糖业资本，还有遍布各地的租佃争议等等；但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农业经济领域居主导地位，以及蔗农与日本糖业资本间矛盾斗争的突出和尖锐，台湾农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日本资本和日本殖民当局，从而赋予了斗争以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它与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相呼应，共同汇成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
工人运动台湾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在日据之后。随着日本资本的涌入，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土著资本在工业领域投资亦逐渐形成，其下的工人队伍渐次壮大。据统计，1930年全台工人人数为577752人，其中制造业87351人，占151％；矿工19562人，占33％；运输业48862人，占84％；短期雇工421976人，占733％。以民族分类看，日本人占3％，台湾人占93％，其余为大陆劳工、高山族和外国人。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832～833页。
台湾工人阶级身受日本资本、台湾土著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不佳。台湾工厂的大多数为雇工不满15人的小规模工厂，其数量占工厂总数的77％，并且半数以上的工厂不使用动力。在日资企业里，工人动辄遭到日人资本家和工头的斥责，山川均就曾指出：“企业家是日本人的场合（许多新设的制造业，就是这样），企业家常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0、63～64页。台湾工人的工资与同一工种的日本工人相比，要低得多。据192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台湾本地工人平均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一半左右，譬如货车夫日人日工资25元，台湾人仅1元；排印工日人22元，台湾人1元；渔夫日人25元，台湾人12元。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3～64页。身受压迫剥削的台湾工人阶级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不过由于台湾工人阶级历史较短，其成员又大多出生农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在斗争失败的时候回流农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斗争的彻底性。
台湾近代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