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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handler）很是恰当地描述那样：“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贸易协会运动。在当时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的大力赞助下，实际上在所有主要的工业与许多次要的工业中都建立了这种贸易协会……多数（也可能是绝大多数）贸易协会限制了自由竞争。”在当时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还能得到广泛支持的美国，竟能如此成功地通过增加关税法案，足见这种贸易协会运动的声势是如何强大；这一点也已为若干政治科学界权威人士的研究工作所证实。这种关税制度是各种组织和合谋的温床，由此对企业的卡特尔化及寡头集团的普遍形成大开绿灯。而这类集团的建立又进一步使得有关价格的协商与决策程序迟缓化，特别在工业部门尤其如此。
当时美国由于银行系统的极度不稳定性、某些部门投资已达饱和、外国关税壁垒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限制、股票市场崩溃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等种种因素，导致了支出的大幅度下降。在发生了以上这一切之后，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制造部门）并未随需求的减少而迅速下跌或按比例降低。事实上，以上讨论过的统计数字表明，虽然农产品价格与其他弹性价格大幅度下降，但有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集中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商品价格）下降缓慢而且幅度较小。由于价格体系失效，贸易收入比过去大为减少，实际收入及对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同时，这些因素与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所强调的投资倾向递减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对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骤降。此时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造成了远远比其本身所受影响严重得多的后果。
然而，即使如此，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失业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与长期化。当时由于街头小贩这一类柔性价格市场内的物价不成比例地暴跌以及投资回收率极低而怨声载道。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的显然崩溃与保守的柯列芝（Coolidge）及胡佛当局为阻止衰退所作努力的失败，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对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已失去信心。（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听其自然，则一切都会好转；在某些情况下，也主张政府对于外国的竞争采取保护政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旨在干预市场的政策，它们规定将价格与工资冻结在“公平”、“合理”或“不亏本”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对于已牢固占领市场的企业及工人有利，但却不利于雇佣更多工人并销售更多的产品，而后一行动对于摆脱危机复兴经济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系列错误政策都由胡佛当局开始提出。例如，1931年通过的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法案，其中即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建设项目的承包或分包商，如果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工部长规定的当地合理工资，要受到法律制裁；而所谓的当地合理工资一般均相当于工会力量最强的建筑部门内由工会规定的工资。又如1932年通过的诺里斯…拉瓜地亚（Norris－La
Guardia）法案终止了法院限制合并垄断劳动市场的权力。
其后，在1933年成立了国家复兴局。它不仅允许而且竭力鼓励每种工业都建立自己的“公平竞争法规”和一个执行法规的“执法权威机构”。这类“公平竞争法规”一般都要求各企业在产量、产品价格、各种贸易价格方面采取“公平”的行为，而且还要求实行“公平”的工资、工作时间、集体谈判权等等。据估计此类法规涉及到当时工业中95％的雇员。虽然国家复兴局也规定所谓“最低”工资与禁止削减工资，但它对企业贸易协会的利益似乎更为重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所描述那样：“作为国家复兴局政策的各种法规均来自工业企业本身提出的建议。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的建议都是由至少一个或更多的贸易协会提出的。国家复兴同给予工业以自治的机会，从而许多长期销声匿迹的贸易协会又恢复了青春，而且许多原来没有贸易协会的工业也急急忙忙把协会建立起来。”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国家复兴局不合宪法。然而，它的某些活动都转移给了其他政府机构，并且先后通过了各种法案〔如1935年的美国劳工关系法及1937年的瓦格纳（Wagner）法案］以维持工资水平并促进工会组织的扩大。这种“工会化”发展迅速，并无疑地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工资政策，这些企业都害怕被孤立在工会化运动之外，到1934年春季，全部工业中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在已建立本厂工会的工厂内工作，而这些工会一般都是在一次罢工后组织起的，或通过独立工会的活动而建立。独立工会本身的会员也由1932年的300万人猛增到1938年的800万人。
总之，美国经济大衰退的出现使得政府当局手忙脚乱，慌张地去促进企业之间与劳工之间的种种组合，并颁布一个又一个的法令，而这些措施实际上进一步阻碍了企业与失业的工人以及闲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合同：即愈来愈多的工人、消费者及企业被禁止进行那些本来可以填补图1内所示三角形区域内的交易。不仅如此，还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及其他的立法，固定了某些农产品的价格并强行禁止在大片土地上种植或动用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以为这样就可以挽回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局面，而实际上却阻止了闲置的资源转入农业领域。
在上述情况下，像凯恩斯所建议的那种刺激总需求增长的政策自然就很起作用了。由于此项政策可以停止通货紧缩与提高价格，因此通过缓慢行动决定的名义价格以及冗长的立法过程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而言就不那样明显，从而其危害也较轻。由于利率已经过低，有些人宁愿囤积货币，因此无怪乎凯恩斯会认为增加货币发行量还不够，进而主张政府实行赤字预算。作者无法确切了解美国执行“新政”时期每一具体政策或措施究竟对提高总需求有多大贡献。当时政府确曾购入黄金与增发货币，但最著名的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赤字预算，后者曾经是有争议的政策。显然·罗斯福总统的需求膨胀政策，加上采用联邦存款保险手段增强了银行系统的信用，实行某些货币扩张政策，同时将某些卡特尔规定的高物价与高工资逐渐调低，这些措施的综合效应超过了由于建立新卡特尔以及由政府规定最低价格与工资所引起的失业与资源闲置的消极作用。到1940年，失业率比罗斯福开始执政的1933年有所减少，实际产出也有所提高。
因此，凯恩斯理论对于美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它对于所有英语国家都有同样深远的影响，因为后者大部分都经历了特别长的政治稳定时期，从而建立了众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由这一角度看来，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在战后对凯恩斯理论不那么欣赏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但其中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英语国家中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人数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好几倍，从而其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被凯恩斯微妙与精湛的巨著所折服而加以赞美。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虽然在经济衰退中采用凯恩斯所主张的增加总需求的措施有时可以抵消特殊利益集团及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对于非自愿失业而言，总需求水平这一因素最多只有第二位的和暂时的影响。非自愿失业只能由以下原因来解释：某种利益或政策阻碍了自愿出卖劳动力（或其他商品）以及有意由购买这些劳动力或商品中获利者双方互利的交易。总需求水平偏低或下降，既不是非自愿失业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其充分条件。不仅从理论上看，而且由本章前面所引证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明，总需求水平的低落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或自愿失业。
反之，在总需求水平较高或增长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非自愿失业。这可以由以下事实说明：无论特殊利益集团所预测的通货膨胀率为何，它们倾向于制订更高的实际价格与工资水平，以阻止在该集团之外进行互利的交易。这样就会使市场无法结清。在此情况下，甚至当闲置的生产资源最终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并得到利用后，仍然会有一些非自愿失业存在。这是由于：前面所描述的情况造成了同等的资源在不同部门中毫无理由地有着不同的报酬，这样就会引起额外的排队与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