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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读过前几章的非经济学家的读者坚持把本书读完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作者花费了相当多时间尽可能使本章的论点易于为所有聪明的读者所理解。作者自信，本章内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还没有这样简单而明了地阐述过。
第二个困难是：本章内所涉及与加以推崇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持不同见解，甚至相互指责。在前几章内这个问题并不如此严重。虽然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之间总是意见分歧的，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即单个的企业或市场行为）多少还有一致之处，从而有助于作者发展前面几章的理论。绝大多数严肃认真而且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无论持右翼或左翼观点，也无论属于何种学派，基本上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对于许多实际的微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惊讶地一致；例如在前面两章内讨论过的关税与保护贸易问题等等。不幸的是，许多赞成并采用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却激烈地相互争辩，例如对于滞胀、失业和整个经济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着，作者必须放弃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方针。如果不同的经济学家相互攻讦、莫衷一是，那么读者又怎会认为作者所引用并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然而，作者从各种派别争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济学就像一座建造了几百年的大教堂，还要在众说纷坛中继续施工。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时，石匠们可能各持己见，但作者深信，他们在争吵的同时也开凿好了建造这幢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花岗石块。
（二）
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见特别分歧的原因何在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方或双方在逻辑上有错误的缘故。尽管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错误，但可以用双方均能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证明这些错误。不仅如此，指出此种逻辑错误还具有巨大的学术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于使这种错误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从各种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辩论中所显示的机智程度，以及从他们使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技巧看，都表明逻辑上的错误决非这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当然，某些理论的卫士们固执己见，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可能会使他们不能冷静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这种狂热性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内所引起的错误与分歧会比另一领域多？
当对经验推理产生争议时，问题就不是那样易于辨明了。有时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不确定性经验论据的不同判断。当主要以经验为依据时，对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回报将是很大的。如果只需要进行某项调查就可以判明争论双方的是非，则肯定会进行此种调查。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内所指出那样，与公共品相似，宏观经济学及货币政策至少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在许多领域内，公共品与贡献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于估计；因为进行大单位实验的代价极高，而少量的大单位又意味着历史的过程仅能提供少数几个客观实验。因此，货币、财政及工资一价格政策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组合的实际效果在获得附加证据以前往往是难以确定的。这可能是引起宏观经济学意见特别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见分歧的另一原因在于：每一种参与论争的理论虽然会包含某种正确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也只是一种适用于特殊环境的特殊理论。每种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这一职业的人说来，也不得不承认每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条主义者。各种理论中教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显然认为他所拥护的理论中凡有价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理论在同样条件下所暴露出的缺点说成一无是处。这些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以偏盖全，即抓住一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当然，具体的或不完整的理论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事实上各种理论无一不是复杂现实中的简单抽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有用的理论都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每种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也承认，他们的理论比之于其他所说明的现实材料完全是随机选取的、次要的、例外的、或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
就某些应用而言——例如现时美国等国选择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有些理论的不完整性成了致命的弱点。如果一种理论它是由有待解决的问题的非常本质的部分抽象出来，那么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的不全面性。本章将着重阐述：虽然所有为人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各有其深刻与重要的含义，但由上述观点看来，都嫌过于简单——或者说，每种理论的核心部分都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那么宏观经济理论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根源是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都达不到现时目的。即使其中某一理论具有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那样强大的说服力，也仍然有人要加以反对。但各种为人所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没有被该领域内的第一流科学家所排斥。当科学上末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一般都是由于尚未找到正确的方法。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处于空前兴旺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三）
在各种争论的理论中，本章内拟加以讨论的几种是：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有时也将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或均衡模型看作是同一种理论，或许是同一理论的不同部分：因为支持两者之一的人，大多数也赞同另一种理论。同样，非均衡理论往往也被看作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较现代形态。然而，为了某种目的，指出这些模型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种非典型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情况正是如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或派别，在报纸上或政治性的辩论中，时常有人提到它们，但它们在学术刊物中并未受到重视。在此，我们将不讨论这些理论或派别，因为它们过于空洞或肤浅，无助于研究我们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辩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下述方面：对应于某种经济总产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支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货币需求或名义货币需求（即未对通货膨胀率进行修正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引起名义收入水平变化的唯一重要的和本质的根源；而凯恩斯理论还认为政府预算的赤字或盈余以及财政政策一般也对决定经济的总需求水平起重要作用。
虽然凯恩斯理论像货币主义模型那样，主要集中于回答何种因素决定总需求水平，但绝对必须牢记的是，凯恩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是以下述思想为其出发点的（他的理论的实质部分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即很大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组价格受到需求变化，而实际上是供求变化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响。
凯恩斯从抨击下述古典（或正统）假设入手提出自己的论点，这种假设是：“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所付工资的效用等于此种劳动力雇佣量的边际负效用。”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支持过如下的论点：即如果一批工人通过工会商定达不到规定的工资水平就不去上班，于是这一工资水平就造成了失业，而这种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相反它是工人们自己的集体选择。而凯恩斯正好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
“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将导致目前受雇劳动力数目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他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如此。这是由于：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减少将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但并不意味着由于物介上升（即生活费用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工资贬值也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某种最低的货币工资额，而非最低的实际工资量……。而日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的限度内，劳动力的价格是以货币工资而非实际工资来规定的，这种状况是现实存在的正常情况，而绝非只是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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