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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服的程度。例如，比较表面的和直截了当的检验可能导致某种不同的结论，或可能产生与本书理论不相符合但结果更好的另一种模型。然而，任何替换模型都应该对照本章前面讨论过的国际的和历史的经验来加以检验。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内所论证：能够用最简洁语言说明最多现象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因此，那些只能说明美国各州增长经验而不能说明其他事例的模型，或不能以简洁形式说明更多问题的模型是必定不能成功的。
由于一种理论的可信程度取决于该理论能够说明多少问题（在不失其简洁性的前提下），同时也由于本理论固有的特点，我们将提出更多得多的证据。这些证据将涉及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但这一理论却无须加以改变就能解释一切；因此，以后的证据只会加强在这一章所提出的论点。同样，本章的证据也会有助于加强以后的结论。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五章
管辖权统一与对外贸易
（一）
正如从表1．1中所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及美国等国家相比，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最初六个成员国已经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其中某几个成员国在60年代的增长最为迅速，而那正是共同体开始运行的年代。虽然对于西德和法国的高速增长——这常常令人吃惊和迷惑不解——作者已给出了某些解释；但是对于六个成员国中的其他四个国家的高速增长，迄今还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这种分析，不仅对于完成全部六个成员国的研究工作，而且对于揭示法国和西德高速增长的更深刻原因，以补充前一章所作出的解释，都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对共同市场的分析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下问题：为何战后新西兰的经济增长和英国差不多同样缓慢？为何澳大利亚在战后发现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之后，其经济增长也同样平淡无奇？
考察大多数共同体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时序，很容易像许多漫不经心的观察者那样简单地认为：这些国家的高速增长和建立共同市场有关。但是我们不能轻信这种把时间先后等同于因果关系的形式逻辑，特别是鉴于以下事实：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认真的定量研究表明，相对于成员国国民收入总额的增长来说，它们由共同市场获益所得到的收入增加是很小的。对得自由贸易的利益的定量研究表明，其获益正如由垄断所造成的损失那样，比经济学家所预料的要小得多。计算结果表明，由共同市场引起的收入增加没有超出正常的范围。例如埃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和摩迪凯·克赖恩（Mordechai
Kreinen）的研究中，虽然他们仍然认为：共同市场对贸易的促进超过了对贸易的阻碍，但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市场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制造业消费增加了不到2％。此外，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把由于共同市场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及其他有利于收入增长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年贸易额增加和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比值，也只不过上升0．3％；经济增长率由此而可能只提高0．1％。到1965年为止，共同市场建立以来对于欧共体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所产生的累计效果，也只不过才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0．5％。由其他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所进行的认真研究也表明，那种认为大范围的关税同盟能为经济带来巨大增长率的直观判断，得不到经济学家们典型的静态对比计算结果的支持。
（二）
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历史上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例子中，除了所分析过的问题以外，似乎还有更多的启示。我们知道，美国在实行宪法一个多世纪之后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力量。与此相似，德国在19世纪前半叶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超过了英国；而这也正好发生在大部分说德语地区建立关税同盟和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以后。我在后面将要证明，上述两个情况与共同市场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具有下面将要谈到的三个重要特点。由于传统的观念，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建立政府和形成关税同盟之间的区别上，从而有时就忽略了以下三个共同特点。
共同市场创造了一个广大的区域，在其中近乎实行自由贸易：它允许劳动、资本和企业相对无限制地自由流动；它还把确定关税和其他事务的决策当局由六个成员国各自的首都合并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内成为一个整体。当考虑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们立即会认识到，由许多原来较小的管辖区统一成为一个新的大国时也具有上述三个基本特点。
在十三个独立的前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创造了一个实行自由贸易和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新区域，同时某些政府决策机构也发生了转移。事实上，由于实行了宪法，纽约州原来针对从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进口某些产品的关税就自然地取消了。同样，不仅是关税同盟而且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本身也具有类似的基本特点。直到19世纪中，欧洲大部分说德语的地区仍然是相互独立的公国、城市或其他形式的小管辖区。它们各有自己的一套限制商品与生产要素流动的关税、关卡及经济政策；但是，由于关税同盟的形成，更重要的是由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创造了一个广大的共同市场，某些政府的权力也发生了转移。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甚至更早就创造了更加广大的市场，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更广阔区域，政府决策中心也发生了转移。15世纪末和16世纪中，在英格兰和法兰西，权力日益集中的君主试图把当时存在的各个分散狭小的封建领地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之前，虽然一直存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王国，但是实际的权力通常掌握在各个领地的领主手中；有时为实际上自治的城堡统治者所掌握。每一个小政府往往都有其自己的通行税和关税。若乘船沿莱茵河旅行，有时每隔一公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征收通行税的城堡。这很容易使人回想起地方税多如牛毛的中世纪欧洲景象。这些统一起来的君主国家，依靠它们的贸易政策，努力削弱地方领主的权力以及它们对贸易往来的限制；同时却在统一起来的国家层次上，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政策。在法国，对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征收的各种封建性的地方通行税和限制，直到大革命时期才被取消；但在英国，全国范围市场的形成则要快得多。不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联系，我们知道在西欧建立有效的国家统一国家管辖权之后发生了商业革命；而在英国则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
就许多方面、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而言，建立一个实际上统一的政府，完全不同于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不管后者是多么有效。但无论如何，在以上讨论的各个例子中，都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区域，在其中实行了比较自由的贸易，并允许生产要素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经济政策决策的权力转移到了在新地点建立起来的新机构手中。在上述的每一情况下，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了作者称之为“管辖权统一”的措施。如果能够避免创造一个新的名词，特别是像“管辖权统一”这种生硬的术语，也许更好一些；可惜在此处采用众所周知的旧名词往往会掩盖我们所关心的共同特点。
既然上述几个管辖权统一的事例随后都相继发生了相当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考察其中的内在联系就更富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作出任何存在内在联系的结论仍然为时过早。一方面，因为我们首先应该对管辖权统一如何引起高速经济增长有一些概念，而前述对共同市场的统计研究却表明，由贸易更加自由化所引起的收益增加并不大，尚不足以解释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管辖权统一的事例为数不多，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将此规律推广。因此，我们还必须研究在管辖区以内及跨管辖区的经济增长具体模式，看看它们能否提供有力的证明。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理论模型，以便解释为什么管辖权统一就能够产生以上观察到的结果。
（三）
当考察近代初期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