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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以上提出的论点足以引起某些读者从字面上提出一个问题：即该论点的政策含义为何？它是否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进行革命，甚至要去挑起一场导致失败的战争，这样才能使它的经济增长？当然，推荐这种政策会与主张人们欢迎一场瘟疫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同样荒谬。这种从字面上提出的问题除了无知之外，还混淆了本书所发展的逻辑推论的主要政策含义（这一推论将在以后讨论）。那些认为本书所提出理论的主要政策的含义在于一个国家应该不时地发生革命或进行一场导致失败的战争的读者，应该去阅读本书后面的一些章节，因为现已提出的逻辑的某些进一步推论肯定会使他们大吃一惊。
在目前的讨论中就考虑政策上的推论的确为时过早。还需要分析更多的论据。如果我们按照毛泽东的很多务实派继承人所采用的一句成语 “ 实事求是 ” 的精神进行分析，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有可能为政策推论提供一些预备知识。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西方其他的发达国家，它们虽然不像英国那样具有较长期的历史上的稳定性和免受侵略的安全性，然而，如瑞士、瑞典以及美国等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和安全的局面。
正如表1．1所示，瑞士在战后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慢的一个国家；它比英国的增长更慢。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如此之慢是与本书所说的理论相符合的。然而，我们不应匆忙得出这种结论，即瑞士的情况一定能确证作者的论点，因为瑞士在一段时间内的人均收入已经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高，所以它没有必要去 “ 追赶 ” 其他国家，从而失去了速度。与之相反，有许多欧洲国家在战后初期人均收入较低，它们肯定比瑞士有更多的机会，以更高速度发展。所以，为了公正地进行比较，应当在瑞士的实际增长率之上增加一个附加值。即使如此，也无人知晓究竟应增加多少才算合适。可能应该大到足以把瑞士列入在战后执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国家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在弗朗兹 · 莱恩纳（ Franz
Lehner）所写的《高压政治和经济增长：奥尔森的理论及瑞士的经验》）一书内的假设（弗朗兹 · 莱恩纳为瑞士人，德国布琼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莱恩纳指出：瑞士的宪法程序规定得特别死板，因此很难通过新的立法。这也使得院外活动难以得逞，从而大大地限制了瑞士由于照顾特殊利益的立法而引起的损失。这样，根据莱恩纳的论点，瑞士当时所获得的极高人均收入就是对本书理论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由于卡特尔性质的行动有时需要政府来强制执行，因此瑞士在宪法上的限制无疑也减少了由卡特尔化而产生的损失。另一方面，卡特尔行动也可以不依靠政府的支持，因此作者设想在瑞士也应该积聚起一定数量的卡特尔组织。鉴于瑞士在相当长时期内非常依靠外国的客籍工人从事生产，这表明该国的卡特尔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主要不包括非熟练或半熟练体力劳动工人，卡特尔化仅仅在商业企业和专业人员中存在。本书的理论还指出，长期稳定的瑞士目前在其社会结构内至少已有一些僵化的部分。私人的卡特尔组织及某种相应的阶级分化至少在较小程度上抵消了它由限制院外活动及政府支持卡特尔化而得到的增长势头。另一个原因是：瑞士不仅由于稳定得到吸引长期投资的利益，而且也由历史所造成的作为动荡的欧洲大陆中一个稳定的避难所及其宽松的银行法规而获得特殊利益。正如由于别处禁赌而使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摩纳哥从赌博中获得特殊利益那样，瑞士也由于其他地区的动乱和限制而从其稳定和自由的金融立法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欧洲其他国家未曾出现过资金的外流和担心社会稳定及经济受控制，瑞士就不会得到这么多的资金输入，或者在国际金融界起着如此显赫的作用。当然，不应当过分夸大这一因素：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曾经充当过国际金融中心从而获得巨大收益。然而，当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和后面各章将提到的其他因素时，就很难确定本书理论对瑞士的经验是否合适。作者希望莱恩纳在上述研究中所提出的例子会促使其他专家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
（九）
如果我们对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也加上一个足够大的附加值，以便对它相当高的人均收入进行调整，初看之下这个国家的经验似乎与本书的理论相矛盾。虽然瑞典工业化的时间很晚，但它享有组织自由和长期未受入侵之害，但它却没有瑞士那种宪法上的阻碍通过特殊利益法律的障碍。在瑞典，特别利益集团的力量和范围与我们的模型所预言的相同。那么，为什么瑞典尽管生活水平很高，仍能取得相当快的经济增长率？（至少在战后某一阶段）特别是为什么尽管瑞典的特殊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但它的经济发展情况要比英国好得多？（尽管近来也有某些严重的逆转。）同样，为什么与瑞典相邻的挪威也发展得一样快？虽然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从而其社会稳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它仍有较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难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与本书的理论不相符合吗？
完全不然，本书的理论使我们能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经验。由第三章可知，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指出：综合性的组织所拥有的各种刺激手段比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要多得多（推论5）。包括范围足够广泛的兼容性的组织可以在内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从而更倾向于尽可能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并确实对经济增长及全社会利润作出一定贡献。与英国和美国相比较，瑞典和挪威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与其他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集团相比也可能是范围更广的。例如，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中所有的体力劳动工人都组织在一个庞大的工会中。雇主的组织也是兼容性的。正如我们的理论所预言那样，瑞典的劳工领袖至少有时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劳工领袖观点不同，他们主张各种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对工人流动进行补贴、通过重新训练而不是采用发放补贴来保证干预公司中的工人就业，以及承认劳动力的市场力量，等等。在瑞典和挪威，组织起来的企业已经争取到、并肯定已获得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同行们更少的税种。甚至可以看到，挪威和瑞典劳工组织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与更具广泛性的劳工党派部分地联合起来（与英国的情况相反），不时强调要鼓励保护高效率和增长率的政策，虽然对此要作出准确的说明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为什么瑞典和挪威会有特别广泛的组织也需要加以说明。该任务的一部分将由另一著作来完成，但根据本书的基本理论可以立即得出一个假设：即较小的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论3）。这就说明，很多比较小的特殊利益组织（如英国和美国的同业工会）可能都是工业化初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成立较晚的特殊利益集团，部分地汲取了较早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就可能建成如资助者或发起者所希望的那种规模。由于交通和通讯以及组织大型团体所需其他技术的进步，使得近代比过去更有可能组成这种团体。显然，小的及比较单一的社会比起大的和花样多的社会更有可能组织起综合性的团体。
初看起来似乎由于综合性组织可能获得比范围狭小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多的利益，从而在每一社会中都会出现这种综合性组织，正像由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较好，所以大公司总是要逐步控制任何工业那样。但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当有规模经济存在时，小公司的主人通常可以将公司出卖或与较大的公司合并而从提高生产效率中赚到更多的钱。反之，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却不能通过 “ 出卖 ” 自己的组织从创立更加广泛的组织的吞并者那儿得到任何利益；事实上这些吞并者更可能是将原来小组织的领导人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