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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组织，不仅由于他们的支持与热心安排，而且由于他们允许作者为完成本书而推迟了原来约定为该基金会撰写的另一著作。美国国家环保局与斯隆基金会也给予了支持，此外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也提供了研究基金，使作者得以有数月的自由时间从事本书写作。
作者对自己的家庭成员表示更深切的感谢。撰写这样一部著作需要好几年的紧张劳动，而作者的夫人与子女率先保证了我心灵上的安宁，才使作者得以集中精力完成这一著作。由于作者前一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已奉献给我的夫人艾丽丝，因此，作为前书的续篇，本书理应献给我们的三个孩子。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答案的判别标准
（一）
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众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罗马帝国竟败于散居的蛮族部落之手，终于从历史上消失；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在中东与美洲也不乏同样的例子：印第安文化的灭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的特遣舰队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夺取了王位，帝国内原有的繁华城市与壮丽的金字塔早已被夷为废墟。南美洲的安达斯山区，或吴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异。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贱无名的部落所创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并非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无人知晓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征服辉煌的希腊城邦帝国的罗马人，原来也是不受重视的蛮族。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回教徒、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富贵豪华的法兰西。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于过去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
不幸的是，流行的历史书籍对于这些国家与人民兴衰的原因都语焉不详。如果我们有可能简单地用“弱肉强食”的逻辑来解释古代帝国崩溃原因的话，就不会有那样多与此相反的“神秘”兴衰史引起历史学家长期不断地探索了。由历史学家过去所描绘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的材料中，与其说给出了直接的结论，倒不如说仅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素材。然而，由近年来所发现的新的定量化证据，或由已经证实的理论中作出了新的结论，我们发现它们与广为流传的历史上国家兴衰的事实相互呼应，这样就有可能以更准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和按更合理的步骤来分析事实，从而有系统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证据与方法，我们进行以下的分析。
（二）
在上一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中，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有不少国家兴衰的实例。这些历史初看上去不像古代历史传说中的那样富于戏剧性，但其神秘程度并不逊色，而且其兴衰的周期往往更为短促。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与日本的经济业已完全崩溃，背景不同的各国经济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两个一贫如洗的战败国恐怕连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都不容易，更不用 奢谈什么“发展”了。然而，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奇迹：西德与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置身于世界最兴旺发达的国家之列。这两个战败国的经济不仅在短期内重建并恢复到它们战前的收入水平，而且甚至更加迅速地进一步发展并超越了过去的水平。西方国家内普遍存在着的所谓“滞胀”症，即通货膨胀与高度失业并存的现象，在西德与日本国内总的说来也并不那样突出。
本世纪内也有国家衰落的例子。大英帝国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速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实际上，自19世纪最后20年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已落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之后。目前英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大部分西欧国家。至少在过去10年间，英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均高于与之可比的发达国家如西德及日本。英国经济的这种增长迟缓与其他方面的困境使得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对所谓“英国病”议论纷纷。
在美国国内，也同时可以发现各地区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别。与美国其他地区及外部世界相比，东北部与旧时中西部各州，特别是其中的大城市业已衰落不堪。纽约与克里夫兰市经济的濒临破产，就是这些最早工业化地区收入普遍减少与居民外流的突出代表。与此相反，美国的西部地区与南部地区在最近几十年间迅速发展。迄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时运逆转现象。人们可能认为，上述兴衰的事例的成因已经在分析经济增长要素的文献中得到说明。诚然，这些著作都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例如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关于资本积累、技术发展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论述，而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则作出了巨大努力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定量估计。然而，不论这类分析如何精细、巧妙与实用，都未能说明发展的最终根源。它们并未能解答什么是造成储蓄与投资的动力？以及为什么在某一国或某一时期内的资金积累与技术创新比在另一国或另一时期更多？简而言之，这些论著中并未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打个比喻说，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碍。
然而，这类分析经济增长要素的文献却有助于揭示迅速发展的经济中的若干奥秘。它们阐明了在近代社会中，资本积累的重要程度虽然不及“技术进步”，但仍然是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往往需要通过投资于新设备才能实现，而且促进经济增长的许多技术革新的实现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改造投资。对于一国经济政策的任何不信任，特别是对该国政治或军事稳定性的任何怀疑，都会增加对投资的疑虑，从而减少那些促进生产的投资。当然，投资者往往倾向于故意夸大公共政策稳定性对投资环境的作用，从而争取获得特殊的政治优待；但也不能否认投资安全感对于增加投资以及投资类别的影响。事实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公认：凡有碍或有损于投资行为的任何事件甚至猜疑都会导致国民收入的下降。因此，在政局不稳定或经常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任何社会的增产性投资的以及经济的增长率就会低于稳定情况下的相应增长率。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资金的外流与长期收益投资的减少甚为明显，而储蓄也将集中于购买易于转移的非生产性货物，如黄金等等。
有鉴于此，法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速增长就变得令人难解了。其中的原因还不仅在于法国在大战中是一个战败国并且被德军所占领，而且还在于：法国在过去两个世纪内曾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与持久的多次革命，法兰西宪法像期刊似地不断翻新，而且曾四次全部或部分地被外国军队所占领。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曾濒临武装革命的边缘，再加上对组成人民阵线政府的恐惶，引起了部分资金的外流。然而，尽管有这样异乎寻常的连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与外来侵略，为什么1970年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明显地高于英国，并与西德并驾齐驱，仅仅比美国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