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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衰探源》 作者：曼库尔。奥尔著
译者前言
本书（简称《探源》）作者曼库尔·奥尔森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现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奥尔森大部分时间在大学里从事教学与研究，也在美空军服过役，1963－1967年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任职。他的主要论著除《探源》外还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等。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影响广泛，先后被译成德、法、意、日、葡等国文字。作者宣称，《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姐妹篇，前者是后者所阐明原理的具体应用。
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一国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西德、日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崛起？西欧共同体的建立为什么会使共同体各国获得较快的发展？英国为什么会衰落？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为什么未能给它带来繁荣与发展？为什么西方社会会有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按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观点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探源》中作者认为所有这些解释都是肤浅的，它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根源，因而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这就是从分利集团及其影响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作者还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作者进一步指出，像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等这样一些分利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作者认为，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者认为也可以从分利集团受到限制、管辖权统一和贸易自由的角度得到解释：管辖权统一取代了地方分割，使行会等分利集团失去了垄断和影响；贸易限制从社区上升到国家层次，会使关税壁垒长度减少许多倍，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还不行，必须同限制分利集团等措施相结合，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半个多世纪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在起抑制作用。再如，以自由贸易著称的英国，在获得一个多世纪的长足发展之后，现在开始衰落下来，其原因在于不断滋生起来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
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作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也可从分利集团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考察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之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是贯穿《探源》全书的鲜明主线，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或根源聚焦到分利集团上，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限制分利集团。作者最后指出，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法规，不需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
奥尔森于本书所阐明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仅适用于西方各国，而且对研究东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前言
在当代经济学暴露了自己种种缺陷的时候，可能使人惊讶：竟有经济学家宣称将现有的经济理论加以引申，就不仅能解释目前举世垢病的“滞胀’与增长率递减的规律，而且能部分地回答那些通常属于其他学科领域的难题——如某些现代社会中的“失控”现象、英国的阶级结构与印度的种牲等级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内权力与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甚至可以阐明欧洲各国为何会由中世纪的极端落后状态下崛起，而于19世纪末期统治了全世界。然而，世界上一门充满缺陷的学科经过改进而获得成功也是不乏先例的：有许多原来被人认为无法实现的技术，经过发展不仅成为现实并且得到应用。经济学也一样，虽然目前受到种种指责，也可能由于采用了新的概念就能解释过去无法说明的问题。
如果回顾较长远的过去以便展望未来，我们就不仅会注意到近10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陷于困境的现象，而且会注意到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巨大进展的事实。作者在此愿引用牛顿的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这是由于自己站在其他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如果牛顿在17世纪就能道出此中真理，那么，今日饱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无论其本人的学术造诣深浅，至少都可以自夸有一个很高的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家是过去许多公认的天才思想家的继承者：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穆勒（Mill）、马克思（Marx）、瓦尔拉斯（Walras）、威克塞尔（Wicksell）、马歇尔（Marshall）和凯恩斯（Keynes），以及数以百计的出色学者。实际上，由于经济学界的这些巨人本身也是站在他们前辈的肩膀上前进的，因此今日的经济学家的地位就犹如站立在人类天才的金字塔之巅。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都未能预计到1970年及80年代中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呢？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学家们带上了职业的偏见，使他们只会向前直视，专门看到那些一惯熟知的事情。本书试图说明：如果我们不嫌麻烦，愿意转首环顾一下其他学科领域，则可能对整个景象会得到全然不同的观点。
部分地由于这一研究工作涉及好几个其他学科领域，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希望本书能供决策者与学生阅读，作者尽了很大努力用另一种与过去写技术经济文献不同的文体来撰写此书，而且本书篇幅也比单纯供经济学家阅读的著作更长，但作者相信从事任何职业的聪慧之士都能领会本书内容（其中某些注释与括号内的说明除外）。所幸的是，作者在书中阐述的绝大部分概念，大家只要认真领会，都会发现它们是异常简单的。
作者在此不仅应当感谢过去的经济学伟人，而且应当感谢一大批当代的热心同行，他们对本书初稿及所根据的文献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对本书内容的批评意见如此地广泛与众多，以致作者只能在本书之末写一段专文以铭感谢。资助此项研究的基金会及其他组织则为数较少，在此拟列举以致谢忱。本研究工作最重要的资助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济、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计划——还有革新研究计划、经济学研究计划以及计量方法与数据资源计划。尽管这些资助总额有限而申请者又众多，但它对于作为本书基础的研究工作及时作者的其他专门著作的支持则是极其宝贵的。作者还要感谢未来资源基金组织，不仅由于他们的支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