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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后，由于受到美英压力、本国经济停滞（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和中国反帝革命运动兴起的影响，日本政府暂时服从了华盛顿体制的安排，采取了所谓“协调外交”的政策，并执行了一系列裁军行动。但日本政府决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裁军，而是把节省下来的大量军费继续用于军事上，不仅对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而且还新建了坦克部队、野战重炮兵种和空军。同时，日本对青年国民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把学校变成了军事训练的主要基地，还专门成立“青年训练所”，对社会青年进行军事教育。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曾吹嘘说，这种全民皆兵式的训练制度可以使日本军部掌握20余万正规军人，300余万复员军人以及数十万青少年。正是依靠推行这样一种制度，使日本不仅弥补了裁军减少的兵员数量，而且为以后大规模扩军、发动全面战争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叫嚷终止“隐忍之策”、转向“积极雄飞”的呼声始终不断，强硬派势力蠢蠢欲动，猛烈抨击政府的对外政策，鼓吹武力入侵中国。1927年，日本政友会总裁、老牌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一上台，就在对华政策上恢复了强硬立场。在他的主持下，日本召开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确定了所谓“满蒙分离”的方针，企图以武力达到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的战略目的。东方会议是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会议，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心打破华盛顿体制的约束，不惜挑起帝国主义战争，推行武力侵华的战略。此后，日本在中国连续挑起事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积极制造借口。
侵华战争：落日之路的起点
1928年，日本侵略者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希望借机推动“满洲独立”，达到鲸吞东北的目的。但身背国仇家恨的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的百般威胁和拉拢，毅然选择了东北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肢解中国的企图，最终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不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尖锐，这给了军国主义势力大显身手的机会，法西斯力量借机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思想和军国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北一辉、大川周明为领导的民间团体“犹存会”，成为日本最早的法西斯组织。之后，五花八门的法西斯组织日益增多，在民间形成了强大的法西斯势力。但是，对日本法西斯化起真正主导作用的不是民间力量，而是军部。根据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军队由天皇统帅，军部直属于天皇，不受制于内阁。由此开始，军部势力便经常凌驾于内阁之上。一战后，一些日本军官组成了“一夕会”、“樱会”等法西斯团体，其骨干分子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这些中国人所熟知的罪大恶极的人物。他们以效忠皇权自我标榜，要求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和发动对外战争。
20世纪20年代末，当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矛盾激化之时，军部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提出了具有欺骗性的“打倒财阀和政党”、“解决满蒙问题”等口号，接连实施恐怖暗杀活动，加快了军部独裁和对外侵略的步伐。1930年11月，在军部的唆使下，法西斯组织“爱国社”的成员暗杀了不顾军部阻挠、执意推行裁军计划的内阁首相滨口雄幸。而凶手后来竟被免予死刑并假释出狱，原因是全国上交了7万多份请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市场。
为了给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合适的理由，1931年7~8月间，日本先后制造了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和日军间谍潜入东北腹地的“中村事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此大事聒噪，渲染战争气氛。9月18日，日本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终于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第二年，建立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我国东北从此陷入日本殖民统治的深渊。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实质上是几十年来日本矢志吞并满洲、推行北进战略的必然结果。英美主导下的国际社会采取了实际上的默许和纵容态度，希望以此诱使日本对抗正在崛起的苏联。当时列席“国联”的美国代表公然支持日本的侵略，声称：日本为保护日侨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有美国记者甚至说：全世界都应该感谢日本在远东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国东北由此沦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和继续实施扩张的重要基地。
1932年5月15日，以少壮派军官为主体的军人法西斯分子，为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发动暴乱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等多人，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在这一事件的冲击下，日本政党政治宣告结束，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代表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日本政权开始向军部独裁过渡。1936年2月26日，1500名少壮派军人再次发动兵变，企图建立军人法西斯内阁。尽管兵变很快就被平息，参与者也大多受到了严惩，但军部势力却得到增强。同年3月，在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财阀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为首的新政府，内阁从此沦为军部的傀儡，任由军部操控。以广田内阁的成立为标志，日本近代历史上最反动的军部法西斯专政体制正式建立，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也渐渐形成。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开会议，制定了新的《国策大纲》，提出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日本的根本国策。根据这一决策，1937年日本昭和政府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为开端，向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希望由此走上“大东亚共荣圈”的创建之路。此后，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和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掌权，日本与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反动同盟，并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们从以往的经验出发，狂妄地认为：两个月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毛泽东则指出：时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的前夜。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日本的侵略激发了中华民族蕴藏的巨大潜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千百万中华儿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把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东亚的美梦打得粉碎。在亚洲广大受侵略国家掀起反抗高潮、世界反法西斯形势风起云涌、而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坚决地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进程。
六、启示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