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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战争风险，日本急于寻求美英等列强的支持。而此时，美英也恰好希望借日本之力制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双方各有所求，可谓一拍即合。日本借此良机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请求，得到了英国的同意。1894年7月，日英双方签订了5年后废止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日英新约》。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其他列强也陆续进行谈判，相继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于1911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成为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奴役的亚洲国家。但从开始进行交涉至最终完成改约，日本足足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且是在以牺牲亚洲近邻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欧美列强青睐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也就在《日英新约》签署的第9天，即7月25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和朝鲜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一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长期占领了台湾、澎湖和朝鲜，加紧了对那里的剥削和掠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跳板；日本还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有权开矿设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日本从中国索取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加上掠获的战利品共计约合4？6亿日元，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从此，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蹶不振，而日本的国家实力则为之大增。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喜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曾明确写道，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依靠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实现了与欧美国家的金融接轨，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募集了大笔外债用于发展经济和进行战争，这与实行金本位制有直接的关系。借助战争赔款，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备战。在此后用于陆海军扩的费用约3？1亿日元中，有大约2/3来自赔款。依靠从中国掠取的巨额财富和大量资源，日本国内掀起了兴办企业的新高潮。1894年，日本各种公司总计不到2900家，1898年就猛增至7000多家，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进步显著。1897年，日本创立了第一个大型冶金企业——八幡钢铁厂，其资金部分来自赔款，而原料铁矿石则完全来自中国。八幡钢铁厂投产第一年的钢铁产量占日本国内总产量的53％，钢材产量占82％。源源不断的钢铁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垄断组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财阀、政阀不断涌现，日本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受自身历史和经济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军事封建色彩。从此，好战的日本军部的新军阀们同热衷于追求利润的垄断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更加疯狂地投入了对外国的侵略战争。
四、万世一系的近代天皇制
从古至今，日本国家政权的性质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段，但作为政体表现形式的天皇制却始终保持未变。天皇制因此成为日本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实际上，在历史沿革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制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运作形式，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因此，了解近代日本天皇制是分析近代日本发展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编纂而来的日本国家发源史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即现出人形的神），神武天皇是日本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许多日本人据此认为，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万邦无比的神国”。事实上，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天皇并非总是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最高象征而存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治初期，以天皇为首的神权专制政权曾经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因为一个超越于各阶级和政治力量之上的神权权威，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意志，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专制统治毕竟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因此变革是迟早的事情。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已经渐成气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日本启蒙思想的早期传播者。福泽谕吉素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他所著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书，较早地宣传了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思想。在《劝学篇》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20万册以上，在日本影响十分广泛。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整个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都浮出水面。特别是破产农民和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没落武士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大，而新兴的中、小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对藩阀专制的政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享有的特权深感不满，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出于反对政府、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要求而汇集到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19世纪70、80年代在日本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1月，因“征韩论”意见分歧而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爱国公党”，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设立国会，给人民以选举的权利。这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端。此后，板垣退助又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权运动组织“爱国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所谓“国会期成同盟”，号召群众以向天皇请愿的方式实现“开设国会”、“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要求，从而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最终不仅使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还迫使天皇在1881年10月下诏宣布于1890年以前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可谓忧心忡忡，担心欧美国家革命的历史会在日本重演，但是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如伊藤博文所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洲之事端。”井上馨也断言：“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这反映出日本明治政府思想开化的一面，与身处“戊戌变法”浪潮之中的中国清政府相比，他们的确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锐意改革的胆识。
但日本统治者终究难以彻底摆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着手准备开设国会的同时，对自由民权运动也采取了分化瓦解和镇压的措施，使其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导致日本民主政治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日本近代政党制度的起步和发展，也加速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立宪前的精心准备
为了兑现在1890年之前开设国会的承诺，明治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由伊藤博文率领的日本政府“宪法考察团”奔赴欧洲，又一次开始了学习之旅。其实，早在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时，就对欧美列强的政治制度进行过研究。当时的考察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在日本；既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
由于对普鲁士的发展模式和崛起经历颇感敬佩和亲切，因此，这一次伊藤博文重点考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老牌君主专制国家的宪政情况，并认真请教了普、奥两国的法学教授，“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致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