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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强兵富国”。看似简单的文字调整，却显示出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转变。
其实，明治政府中要求走“强兵富国”路线的声音始终存在，特别是人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更是鼓动侵略的代表，他露骨地叫嚣：“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充分表白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在执掌了日本军队的大权之后，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也鼓吹发动了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
体制的变革是强军的根本。在认真研究对比西方列强兵制的基础上，山县决定日本陆军采用法国体制，而海军则采用英国体制。1872年，他建议政府取消了原有的兵部省，转而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彻底打破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开始实行近代意义上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这不仅使日本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常备军，而且确保了兵源的充足，为进一步扩军备战打下了基础。1874年，山县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立参谋局，后将其改组并扩大为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统辖军令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侦察中国的地理和军事情况，着手为武力入侵做必要的准备。此后不久，又设立了监军本部，后改为教育总监，专司军队教育和干部人事之责。至此，形成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共同组成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军部”。这一系列改革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军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末，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地位更加高涨，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政府内阁，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最终确立。1874年，日本还参照外国经验建立起近代警察组织，成为维护国内安全、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力量，甚至在殖民朝鲜期间，也发挥了臭名昭著的作用。
提高军人素质也是造就强军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军人的素质，日本广泛借鉴欧美强国的做法，建立了各种专业军校，并聘请外籍教官负责训练，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带动了日本军人素质的整体跃升。在日本官方看来，效忠天皇也是日本军人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的新式军队称为“皇军”，意为天皇的军队。1882年，天皇颁布了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为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绝对服从天皇的领导，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实际上提倡了一种盲目忠君的封建思想，企图以此主宰士兵的心灵，使他们成为甘愿替天皇卖命的战争工具。
在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的军事科技方面，明治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花费了大量金钱，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在引进过程中，日本十分注意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断提高军事生产的自主能力。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工业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充分保障了日本自身的军事和国防安全。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经掌握了独立设计建造军舰的能力；1883年，大阪兵工厂实现了火炮生产的自主化；1885年，在法国技师的建议下，日本建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艘舰船，专门用于应对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巨型战舰。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本国的富强，这是近代多数西方列强崛起的“成功经验”。以西方为师的日本对此心领神会。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日益增强，明治政府逐渐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周边邻国，开始了侵略扩张的“富国之路”。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在获胜无望的情况下，仍以外交讹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专条》。中国除向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外，还轻易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实际统治。当时旅居中国的一位英国人评价指出：“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争，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清政府的举动不仅降低了大国的威信，动摇了长期维持的东亚封贡体系，也让日本尝到了恃强凌弱的甜头，看透了中华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从而助长了军事冒险心理。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从此改称为冲绳。
1876年，日本以美国佩里扣关的方式敲开了朝鲜的国门，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两国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使日本势力进驻朝鲜，为日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做好了铺垫。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掠夺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把朝鲜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大量套购朝鲜的金银，以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据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朝鲜运回本国的黄金约合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总量的68％，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盘剥压迫的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高潮。愤怒的士兵和群众杀死了日本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发动了“壬午政变”。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平息了事态，同时也阻止了日本趁机吞并朝鲜的企图。日本国内便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煽动民众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也为继续扩军备战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理由。山县有朋鼓吹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经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言语间，把强兵与富国自然联系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却难以掩盖狂妄自大的心态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扩军力度，提出：“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无疑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不仅加快了扩军的步伐，建立了战时大本营，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
为了扩大税收以增加军费，明治天皇亲自出马，召见地方官员，对征税进行动员指导，强调：“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从1887年起，天皇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于补充造船费用。在政府的诱导和鼓励下，日本国内支持侵略扩张的情绪高涨，推动了扩军计划的顺利实施。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40％，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日本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在当时列强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时的日本正陷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心浮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都空前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既符合其侵略扩张的战略传统，也希望借此达到转嫁国内矛盾的目的。
为了降低战争风险，日本急于寻求美英等列强的支持。而此时，美英也恰好希望借日本之力制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双方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