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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这对于日本的文化传承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倍仲麻吕19岁赴唐进国子监学习，因成绩优异而中进士，被唐玄宗赐以“朝衡”之名，即为晁衡。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在惊闻晁衡突然去世的消息后，李白悲痛不已，做诗《哭晁卿衡》以示悼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李白对异国友人的无限哀思：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日本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求学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商人和工匠到日本去传播中华文化，他们同样为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他们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鉴真大师。他以66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仍然顽强实现了东渡扶桑的愿望，给日本带去了佛教经典和汉学知识，被日本人民赞誉为“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正是在这种密切交往的气氛中，中日之间的交流在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8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日本，不仅穿唐服、品香茶成为时尚，而且连唐人喜欢的马毬、相扑、围棋等体育活动，也为日本人所喜爱。日本学习中国之全面，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中国宋代，儒学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在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被推广到民间。一时间，日本各地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７至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了恢复。从1401年第一艘“遣明船”出发赴明，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相继派出19次遣明使团。这些遣明使者主要由精通汉学的高僧担任。他们不仅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不少佳话，尤其是与同时期出没于明朝沿海的倭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期间，大量汉文书籍被带回日本，给日本的汉文化发展注入了清新的刺激与活力。据说，崇尚“和敬清寂”之境界的日本茶道艺术就是在这时最终形成的。此外，明朝的印刷术、医学、礼仪、美术工艺、美食等等众多领域也都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入侵中断了两国的官方往来。此后尽管德川幕府曾为恢复国交而进行过努力，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但是，即便是在德川幕府锁国最为严厉的时期，中日民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也从未彻底割断。那时，在允许中国商船停靠的长崎港专门建有“唐人坊”。中国商人就住在那里，用中国文化点缀着那里的特殊情调。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就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然而，随着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动摇，逐渐为重实践、贵实证的西学所替代，儒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被削弱。到德川时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地位逐渐衰弱，沉寂一时的中国阳明学思想出现了复苏。由于它提倡实践精神，适应了变革形势的需要，因此鼓舞了日本的一批社会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以及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都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
二、布国威于四方
幕府统治与锁国政策
从9世纪中叶起，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外戚专政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朝廷斗争激烈、变乱不断的时期。1190年11月，关东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再次统一全国，强迫天皇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设立幕府掌控国家政权。以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正式到来。从此日本政坛出现了双重政权体制并存的局面：在仍然保存天皇政权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平行的武士政权，利用天皇精神权威号令天下。这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江户）三个幕府、共约700年的漫长统治。
镰仓幕府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庄园，而其阶级基础则是新兴的军事贵族阶层——武士。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正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称为“御家人”。武士享有将军赏赐的土地，但并不从事耕作劳动，平时的生活费用由幕府分担，武士为将军服役，对将军尽忠。将军和武士之间以土地为媒介结成了主从关系，这构成了幕府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镰仓时代，以皇室为核心的所谓“公家”政权开始衰落，而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权和武士阶层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镰仓幕府末期，即12~13世纪，日本进入了内乱不断、纷争频仍的时期。直到16世纪，日本历史的发展才又一次从分裂割据走向了统一。
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他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日本国内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也向海外迈出了侵略扩张的脚步。他于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觊觎中国，公然挑衅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果均遭到惨败，秀吉本人最终也落得郁郁而亡的下场。总结丰臣秀吉一生的成败，应该说是强于内政而输于外交。他在日本战略能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就妄图实现侵占朝鲜、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选择与现实能力的严重不符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可惜的是，许多日本人并未能从秀吉的失败中真正吸取教训，以至于历史的悲剧在300多年以后又再度重演。
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丰臣秀吉成为新的掌权者。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史称德川（江户）幕府。经过苦心经营，德川幕府彻底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将江户建成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时代初期，为了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政权，德川家康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将其余3/4的土地分别交给260多个“大名”全权支配，称为“藩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这种体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权，地方各藩则由“大名”来管理。“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而幕府则通过各种措施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将军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了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的关系也基本与之相似。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等职。对于他们的选用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