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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种局面并未真正出现。随着形势的发展，教廷势力也做出了调整，试图打破经济上依附于世俗统治的传统格局。从10世纪开始，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加强教皇权力、扩大教会独立性的运动。1073年意大利人喜尔德布兰德不经皇帝同意就登上了教皇的宝座，称格雷戈利七世。在他的领导下，教廷开始与各国皇帝争夺对西方国家的最高统治和领导权。1075年，教皇格雷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年~1106年）的权力争夺上升为公开的冲突。皇帝下达命令，宣布废黜教皇，称：“朕亨利，上帝恩宠的国王以及我们主教们全体都对你说，滚下来，滚下来！”但教皇在大封建主反对派的支持下，对皇帝提出了威胁和挑战，使亨利四世陷于困境。为了保住王位，皇帝最后不得不前往教皇住地，赤足披毡，在风雪中等候了三天，向教皇忏悔赎罪。这一事件标志着罗马教权达到了顶峰。
教权与皇权之争是中世纪两个最大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背后掩藏着大封建主反对中央王权的斗争。德意志的封建主，特别是教会的大封建主们纷纷策动独立。这些斗争的结局是德意志皇权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尽管最终教皇没有实现“教权高于皇权”的目标，但世俗皇帝同样也未能恢复对教皇的控制，双方形成了某种均势。原先作为皇帝支柱的教会高级贵族们，也逐渐减少了对世俗皇权的依附。他们像封建主一样不断扩展自己的独立性，与这些封建主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在德意志王国内部，皇帝已经无法维持强有力的中央统治，难以有效抑制大封建主们的分离活动。皇权与教权的争夺耗尽了德意志王国的国力，而诸侯的势力和独立性却不断增大，德意志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孤独的城市
城市的进步性首先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在封建制度下，城市对于皇权的巩固与否具有特殊的意义。封建社会前期，城市是制约无政府状态、加强中央王权、促进民族融和的基本力量。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作为新产生的商品经济关系的载体，促成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专制王权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同封建世俗贵族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封建皇权在这场斗争中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命运，也关系到皇权本身的兴衰。遗憾的是，德意志皇权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经常打击和掠夺城市，以达到聚敛财富的目的。
德意志城市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初期。这些城市在发展之初大都紧紧依附于一定的封建主，后者占有城市的收入并执行城市的司法权。随着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城市逐渐产生了摆脱这种依附关系的动机和能力。一些城市以偿付大量金钱的方式来解除封建的束缚，而多数城市则不得不通过与封建主进行激烈的斗争，来争取自治权。但在德意志，城市的这种斗争却根本没有得到中央皇权的支持，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对中央皇权造成了危害。
德意志城市的繁荣时期出现在12、13世纪，此后城市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增长。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有两大国际贸易区：地中海贸易区和波罗的海贸易区。德意志正好夹在这两大贸易区之间，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德意志的商业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商品经济逐渐替代了自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并影响到全德的经济生活，当然也影响到封建主和农民的生活。但城市的发展不仅受到德意志内部支离破碎的现实环境的阻碍，而且还受到各种战乱纷争，甚至强盗抢劫的影响。而皇帝所推行的侵占意大利的政策虽有暂时的成就，也不利于形成一个巩固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因此繁荣起来的德意志城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迫切希望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并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与此同时，德国封建割据的局面却更加严重，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德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德国大部分地区还在实行农村公社制，多数城市都分布在边境上，并且仍然从属于诸侯割据势力，而不是维持王权的支柱。为了弥补因缺少强大的中央皇权而带来的缺憾，许多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城市同盟。但这种同盟由于过分强调自己城市的利益，又没有得到皇权的支持，因此无法长期发挥作用。到了15世纪初，欧洲各地的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在这些国家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作为支撑，并且对本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关心备至。相形之下，德意志的城市就越发显得孤独无助了。它们不仅无法取得任何反封建的成果，从而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封建主们的联合势力打压下渐渐失去了活力和存在的意义。
“七选侯”当家
公元13世纪，霍亨斯陶芬王朝垮台之后，德意志皇权也彻底衰落了。从此，诸侯们不再相信中央皇权的作用，而是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加强皇权的任何企图和可能。德意志王国开始陷入极为不幸的小邦分裂状态，最终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没落。
1254年~1273年，在德意志历史上被称为“空位时期”。原先大封建主殊死争夺的帝位，居然一下子没有了皇帝。诗人席勒把它描绘成“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各邦之间的相互争斗。不仅帝国诸侯，而且连伯爵和贵族、修道院长和主教、乃至骑士和城市的领导者，都渴望夺得邦君的地位。在这种相互争夺中，逐渐形成了疆域完整的诸侯邦国，以及由各等级贵族代表组成的、负责处理本邦内部事务的邦国代表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诸侯们在自己扩大的邦国领地内拥有许多特权，他们总是尽可能多地把土地据为己有，并竭力夺取邦国的司法权。邦国一般以邦君所在的城堡（特别是城市）为中心，划分为一些政区，由邦君任命的官吏负责管理这些地区的行政事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邦国内部广泛的行政机构。一种诸侯邦国统治的局面开始形成，各分立政权的政治势力急速增长起来。
然而，诸侯们逐渐感到这种无政府状态阻碍了经济联系和贸易的发展，直接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没等“空位时期”持续多久，他们便不得不考虑推选一个新王。但同时，他们又担心王位世袭可能对自身权力带来危害，所以，他们采取选举国王（皇帝）的办法来代替传统的君主世袭制。1257年德意志选举国王时共有七大诸侯参加，他们包括三个教会选侯和四大世俗诸侯，参加选举的诸侯都被称为“选侯”。这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七大诸侯选举国王的事件。
此后，选侯们每次选举德意志国王或皇帝时，总是推选势力较小、不致危害自身权利的家族代表担当此任。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德意志的国王（皇帝）如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更换，却始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强大到足以代表其他各邦的意志并进而统一整个国家的地步。在众多的德意志皇帝中，出身卢森堡家族的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1346年~1378年）最值得一提。1356年查理四世加冕称帝，不久之后，便颁布了一项帝国立法，文本因用金印戳盖，后来被称为“金玺诏书”。它不仅承认德意志选侯拥有绝对的君主权力，有权选举国王或皇帝，而且还禁止了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规定市民和农民都隶属于他们的君主。“金玺诏书”堪称是对德意志王国整整一百年来政治法权发展的总结，宣告了诸侯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皇权的胜利。直到1648年，“金玺诏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德意志王国作为一个国王（皇帝）由选举产生的国家，从未出现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强大王朝。只要诸侯们感到皇帝的权力变得过于强大，就会策动王朝更替。
查理四世虽然用“金玺诏书”换得了由其子继承德意志皇位的允诺，但他却在事实上确认了德意志政治上分裂的局面，损害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尽管14、15世纪德意志出现经济高涨的局面，但由于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独立邦国，因而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中心。从此以后，同英、法这些已经发展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相比，德意志的经济逐渐落后，而形成民族国家的进程也被大大延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