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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性’渐进的历史，反复打断这一进程的是一再出现的外省割据以及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对王权集权化更强烈的反弹，直到极其坚硬、稳固的机构最后形成。政治秩序的三次大断裂当然是15世纪的百年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的福隆德运动。每一次的危机总是先使王朝从中世纪形态向绝对主义的转变停顿下来，然后又刺激了其向前发展。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在路易十四时代确立了在西欧无与伦比的对王权的崇拜。”
百年战争：王权集中的第一次断裂与反弹
从1337年至1453年，英法两国时断时续地进行了116年的战争。在战争中法国被分裂成为几个互不隶属的部分，用皮埃尔？米盖尔的话说：“从此就有了三个法国。一个是英国人的法国，疆界从吉埃内到加莱，包括诺曼底、韦克森、曼恩、皮尔卡迪、香槟、法兰西岛；一个是勃艮第的法国，除勃艮第公爵国之外，包括内韦尔伯爵国、佛兰德尔和北方的阿图瓦，不久又包括巴伐利亚的雅克琳让予的弗里兹和布拉邦特；第三个是太子查理的法国，偏安一隅，国土只限于布尔日附近地区。”
百年战争晚期，在圣女贞德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持续高涨，爱国勤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王权的伸张也就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法王查理七世（1422年~1461年）在王权发展上取得了其先辈们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战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征税权和常备军。路易十一（1461年~1483年）统治时期，在加强王权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其一，整顿行政机构，从忠实于自己的朋友中挑选有才干的人担任顾问，而不问是否贵族出身；并在同大封建主的斗争中，得到城市的支持，城市资产阶级拥护王权，开始参与国家管理，以金钱资助国王，从国王手中买得财政和司法官职，广置土地，成为“穿袍贵族”。其二，加强对地方行省的控制，设立11个军政府管理各行省；重新任命大法官和总督；建立常备军和王家炮队。从此，国王不必求助于领主和骑士便可独立作战。其三，建立了正规的税收制度，设立间接税法庭，把全国分为四大财政区，国王不通过领主，自己派官吏直接征收间接税、人头税、盐税等。其四，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城市工商业，国库日益充实。因此不必为征税而召开三级会议。从路易十一至亨利二世的90年间（1468年~1558年），三级会议只开过6次。
15世纪晚期，法国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进入16世纪后资本主义手工业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呢绒、纺织、印刷、玻璃、制陶等行业更是令人瞩目。在“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的刺激下，法国商业也迅速繁荣。在工商业兴旺发达的同时，法国农村封建领主制解体与封建地主制建立的进程也明显加速。而15世纪末开始的“价格革命”则直接导致了“穿袍贵族”的崛起和“佩剑贵族”的没落。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重金属涌入欧洲，在西欧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货价上涨。而这又刺激着社会上层阶级追求生活的奢华。由于王公贵族挥霍无度，政府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在发行公债的同时也公开卖官鬻爵。由此，一个官吏阶层逐渐在殷实的资产者中间产生，由于这些贵族化了的资产者任职时必须穿一种袍服，故称“穿袍贵族”。面对这些新兴贵族的挑战，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佩剑贵族）希望有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他们手中尚存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并把宫廷作为追逐名利、获取高官厚禄的最主要场所；而对于新兴贵族来说，为了抑制封建贵族，镇压城乡民众对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反抗，保持国内的统一市场，也拥护强化君主的权力。由于新旧贵族都对王权有所乞求，国王正好左右逢源，并成为凌驾于两大政治力量之上的最高仲裁者。自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国王的诏书以“此乃朕意”结尾，这表明，国王已凌驾于咨询、司法机构之上，国王的命令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法国还形成了欧洲各国中最庞大和最有效的行政机构，地方贵族的势力被进一步钳制、削弱，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得以强化。
宗教战争：王权集中的第二次断裂与反弹
在历史上，法国只有很少几次曾经一分为二，分裂成两个互相残杀的敌对集团，宗教战争就是最早的一次。它造成第一次全民族的大对抗，引起两个法兰西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很久以后德国占领期间再次发生。在文艺复兴的16世纪，宗教改革是一种新思想，这大概是当时唯一不是发源于意大利人的思想。但法国新教的势力远不及同时期的德意志，这并非是因为法国人思想保守，而在于法国王权相对充分发展以及王权对法国教会的直接控制。因此法国新教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当新教斗争矛头指向教皇时，王权持默许甚至同情态度；当新教斗争指向天主教本身而有可能危及王室统治时，王权则会对它采取排斥立场。因此法国宗教信仰和封建王权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信仰事小，王权事大。
法国绝大多数的新教徒都信奉加尔文派，他们后来被称作“胡格诺派”。其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南部的大贵族。到16世纪中叶，法国围绕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形成了两大互相敌视的集团，不久两个教派之间的争斗演变成封建贵族争夺权利的宗教战争。而在法国王室的心目当中，集中王权远比宗教信仰来得更为重要。1593年7月，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正式宣布放弃新教信仰，1594年3月他在欢呼中进入巴黎，并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至此，持续32年之久的胡格诺战争基本画上了句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法国造成的损害与百年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亨利四世（1589年~1610年）在即位后说：“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对法国人而言，法兰西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他在1596年甚至悲叹：“与继续活下去并在更长时期里去忍受这个国家的苦难相比，去死倒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不过这位新国王自有他的勃勃雄心，他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复兴者和解放者”。这位被后人誉为“亨利大王”的君主确实文治武功兼备。
由于国家的统一与王权的威望在宗教战争期间严重受损，亨利四世十分重视恢复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他的权威：其一，在宗教方面，于1598年颁布了著名的“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又规定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新教徒在民事和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赦免教派冲突中的一切战争行为。南特敕令堪称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其二，在政治方面，亨利四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社会秩序，他用巨资将反对派首领收买过来，并把大批不驯服的贵族笼络到王宫，这既满足了这些贵族对名利的欲望，同时也使外省局势得以相对缓和。除了收买笼络外，亨利四世必要时也会采取强硬手段，当听说波尔多即将发生叛乱时，他如此告诫他们：“我是你们的合法国王，你们的首脑。我的王国是身躯，你们的荣誉就是充当四肢，服从身躯，并且添上血肉、骨头以及一切有关的东西。”其三，在行政方面，将国王参政院分解为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等数个分支机构，其中国务会议处于核心地位，由它负责处理内政和外交大事，成员一直限定为12人，并且将一切王室宗亲排除在外。亨利四世还要求司法机关绝对服从王权。当国王颁布南特敕令时，高等法院曾提出抗议，亨利四世便召集法官并告诫他们说：“现在我要当名副其实的国王，我以国王的身份说话；我要求顺从。是的，司法官是我的右臂，但是，如果右臂长了坏疽，左臂就应该把它砍掉。”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方面，亨利四世承袭了向各地派遣“督办官”的做法，他们负责处理暴乱事件，保证税收，或核查某些特殊的民怨，目的是提醒人们王权近在咫尺。其四，在经济方面，他有幸得到昔日密友苏利公爵的鼎力协助。苏利出任财政总监后，将发展农牧业视为一切经济活动之首，他有一句传之后世的名言：“耕地和牧场是哺育法兰西的双乳，是真正的秘鲁金矿和宝藏。”另外他也非常重视奖掖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