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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农业经济。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从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所能比拟的，对于一个国家更为关键。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在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但技术发明和创造的主要国家已不是英国，而是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即便是英国发明的先进技术，也因工业界的保守思想而没有发生积极作用。可以说，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经济制度的创新机制，它们并没有跟在英国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接受了现代化的思想精髓，采取最新的科技成果，大力发展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新兴产业。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仅依靠着煤和铁，也与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发明息息相关。同样，德国和美国的发展也与国家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紧密相连。
第二，没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英国经济以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为支柱产业，英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是保持英国经济优势的关键因素。但到1870年以后这些产业的设备都已陈旧落后，英国没有及时对技术设备进行更新换代。虽然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展，英国仍能保持经济的低速发展，但其所占市场份额相对减少了。当然对于像英国这样已经形成工业化规模的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加困难。但当时的情况是，哪个国家在新兴工业部门占据优势，它就可以开拓新兴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由于惯性力量，造成英国在新兴产业的研发方面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因此英国新兴产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低，其产值到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
第三，英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高。1865年~1914年的英国投资中，英国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的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已经超过在本土的投资。到一战前，英国几乎占全世界总投资额的一半，位居第二的美国只占19％。资本的输出使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国在国际贸易中也获利甚丰。但是，资金不断地从国内转向国外，长此以往，便制约了国内的生产投资和技术革新，造成英国经济的对外依附性，并且形成了国内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依赖性的经济是十分脆弱的，英国经济必须围绕着国际经济运转，必须确保无形贸易的收入，必须确保金本位制、自由贸易政策和平衡财政等经济手段的有效运行。一旦这些条件改变，经济的依赖性必然成为一种制约经济发展的力量。这在后来发生的两次大战中得到了印证。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英国依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一种战略弱点。
第四，教育落后给英国经济带来致命打击。同时期的德国在这一方面远远走在了英国的前面。例如在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方面，从1809年开始，财政拮据的普鲁士政府就每年拨款15万塔勒作为兴办柏林大学的经费。1838年，普鲁士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达300万塔勒，相当于同年英国教育支出的20多倍，1900年德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 ，同年英、法只占0？9％、1？3％。1913年德国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8％ ，占国民收入的2？4％ ，仅次于居首位的国防支出。1763年弗里德里希颁布《普鲁士乡村学校法》，明文规定5~12 岁儿童必须入校学习；1765年颁布《西里西亚罗马正教学校法》对培训教师作了具体规定；1794年普王威廉二世颁布《公民法》，使学校教育世俗化；1872年通过了国家对学校监督法等等，这一系列法律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19世纪初，德意志的许多邦就已实行了强迫义务教育制度，到19世纪末，统一的德国已经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整体科学素质。从1851年到1900年50年中，德国在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共计202项，远远超出英、法两国之和，20世纪初的20年中，德国就有20人获诺贝尔奖，无疑，德国已取代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大量新技术、新设备的迅速采用，促使德国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英、法。尤其是1890年~1900年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61％，达到一战前的最高水平。1895年德国的工人及家属已达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7％。1895年~1913年；重工业部门工人的比重由35？ 1 ％提高到54？ 5 ％。德国科学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五，企业家精神丧失了。这是因为在英国社会，对贵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几乎根深蒂固，第一代企业家创业后，往往想把子孙培养成贵族，结果几代人之后，创业的激情就荡然无存了。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在处于优势地位后，多少都会产生一种惰性，只是这点在英国反映得更加明显。英国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宁静、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保守性的民族特性，使得英国人发达之后，就会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法国人把英国工业家工作时间之短以及周末休假之长当做笑柄；美国人指望英国人的守旧而从中渔利；德国人说：“假如我们再有一百年的和平，我们将会置英国于死地。”
英国作为一个小国却能成为世界最强国，关键在于它在上升过程中不断抓住创新的机会，创造出新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如果将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逐渐落后下去的原因总结一下：归根结底，是英国文化中固有的保守因素阻碍了英国工业的不断创新，在处于领先地位之后，英国所做的只是对旧体制和旧技术修修补补，从而使英国在面对世界性竞争时处于被动局面。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丧失创新能力的时候，它就要衰落下去了。
自由放任的缺失
英国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英国的兴盛是由自由资本主义支撑的。因此，打破大陆封锁，“不仅是不列颠的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而在拿破仑看来，这只不过是“小店主”的胜利。1852年英国议会曾发表一项原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英国靠“自由放任”达到兴盛的顶峰，因此也希望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永远保持下去。但时代终究变化了，到19世纪下半叶时，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终结。英国人不得不承认，自由放任过时了。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这样说：“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自由主义正在被抛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即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提出的、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放任学说，它是19世纪英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但是，面对19世纪后期的强烈的市场竞争和英国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以及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等工业化负面问题的加重，古典自由主义指导思想开始受到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英国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也在发生动摇和变化。特别是当德国等新兴国家依靠国家支持，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甚至超过英国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也开始在英国出现。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格林看成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并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主义式的自由，认为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自由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人的道德自由。格林的思想意味着英国哲学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德国哲学的理念，而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豪斯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自由也将随之增加。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活动为自由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霍布豪斯指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1910年前后能够绝处重生，原因在于“与社会主义交换思想的过程中吸取了不止一个教训”，从格拉斯顿传统出发的自由党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自由贸易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