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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要争取的不应该是领导者或者霸权地位，而是寻求战略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地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决不称霸，永不当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世界历史是进化着的，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崛起进程中，中国既要善于用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承担责任，待时而动。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藏在特定的国家于变与不变的世界整体趋势下不懈努力和积累、顺势而为的大智大慧之中。
第二，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难以过于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是要在诸多的领域取得平衡。由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联系甚至矛盾纠纷之中，各国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来获得；与此同时，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领域，而是在越来越众多的领域得以实现，并越来越难以忽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介入和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非常多样化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距离曾经给国家提供过保护，而全球化正在缩小这种距离。”
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发展将给世界的未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极不稳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变革的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今天的战略谋划要习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然而，要为“难以预测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准备并非人力所能”，所以这必然迫使任何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地发展，也不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时间里，复杂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际局势相对平稳的局面，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强权政治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既没有进入一种有序的轨道，但也没有失去控制；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但却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平衡。
中国的对外战略努力必须具有认识复杂性和运用复杂性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复杂性对实现国家利益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从一个对手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威胁难以确定的世界过渡。另一方面，复杂性也为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缺少远见的或极端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新的动荡，对角色进行简单的或极端的定位将是不适当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应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达成多重战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等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角色定位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适当的弹性，为各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条件。
在实力迅速增长和正在崛起的条件下探讨中国角色定位问题，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吉尔平也曾说过，“在根本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国际政治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权力逻辑，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许多国家时常会像当时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国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
然而，世界毕竟在变化，国际体系不是简单循环，而是进化的系统。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对其演化进程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凸现也使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或领导、或自助、或挑战、或追随等比较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容易发生冲突、对抗和战争。探索中国角色定位和利益的实现，不能过于局限于现实主义视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他某一特定的理论来解释，甚至那些试图将现有多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见成效，因为在本质上这种努力依然难以摆脱按图索骥的局限。更为有益的工作也许是针对重大问题做一些“朴实的分析”，逐步改进、深化和积累我们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将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多而增强。过去这种非零和性表现为二战后法德和解及由此推动的西欧联合，也表现为冷战没有升级为热战而是以非战争方式结束等重大事变和连锁反应，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未来国际关系进化的空间也许更大，国家也将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一点连吉尔平也承认：“尽管总受到限制，但选择永远存在。历史经验有助于教我们这些选择是什么以及可能带来什么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习过程可以出现并将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进程。”
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战略哲学思考至少应着眼于解决以下重大战略难题：第一，突破一个多世纪以来，后进的大国难以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国际体系惯性对中国崛起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第二，尽快认识、适应和充分运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种种局限，推动对外关系平衡协调地发展；第三，增强中国社会自身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这些问题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甚至互为条件、互为支撑。
尽管实力增长较快，但是中国在较长时期里仍将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尤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缺少结构性资源，也即在体系中仍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能力还比较有限。由此决定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因此，在国际体系中，我国较长时期的角色选择似应做一个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
另外，多维的世界需要用多维的视角来认识，在总体上保持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角色的同时，应保持角色适度的适应能力和必要的灵活性。对于具体问题和在具体领域，则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有所区别，采取不尽相同的姿态和处置方式，不能死守某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同的手段和途径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对待外部强权也是一样，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发挥力量时就要有足够的决心，而应该妥协时就要及时适度后退。
当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是如此精炼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