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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错，就这样坐上一百年。”盖达尔问：“你够不够？”
“不一定。”巴氏答。
“我也不够。”
试问，号称天性敏感丰富、淡泊名利的文人们，现今还有几个真正能够发自内心地听从来自山川、原野、雪域、森林的不可抗拒的威严召唤，一有需要和可能便立刻投身到广阔大地的苍莽无际中去？
在一些“经典”的前辈作家那里，即便是写一个短篇，也要积存并“开垦”大量的材料，以从中撷选最独特、最富表现力的东西。
所谓“精当”，必由大量舍弃而来，而舍弃的前提是具有大量丰厚的积存。
当今的文学“操练者”大都能侃几句“冰山”理论——他们全知道冰山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可是却不明白（也不想去弄明白）那水下的八分之七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省略”是个不那么轻巧的词儿，“一个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东西，其作品只会出现漏洞”。
没有厚重深广的贮存和明锐犀利的洞察，谈何剔抉舍弃，谈何“水面上”与“水面下”？更何况大量舍弃的还在“八分之七”以外，蕴含在作品之下之后的“八分之七”也不仅止是一堆生活事象，那里更重要的还有作家的人格修为、气质秉赋、灵性才情、魂魄血肉及其对人生、对时代、对自然、对艺术的领悟、发现与理解。
多年前曾有人指出某些“乡土诗”写得过实过满、具体物事堆砌过多、泥土味呛鼻、视野浑浊没有天空的弊病。而在一些充斥目下刊物的所谓都市及市民小说那里，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派不加节制、选择和提炼的俗世生活之流的率意截取，大量无新鲜感无独特性无目的指向的庸常细节的胡乱堆砌，没有景深，看不见天空，读者如入垃圾站或废旧物品市场，只感觉窒闷恶心、烦乱狂躁，冗赘繁杂的后面空洞单调如一片白地。
分寸感或者说恰切的火候来自经验，来自先天的敏锐与后天的积聚及磨砺；描述呈现的真实贴切程度来自对对象的理解把握，来自设身处地的体味扮演能力特别是转换能力。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实则需要以毕生的努力去接近和抵达。
经典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和短篇作家差不多已趋于绝迹，再没有长期酿造、厚积薄发的苦心经营，千锤百炼，有的只是模棱两可，渗水跑气的胡涂乱抹，轻率操觚。
“在工作极度紧张时，我不知道人物五分钟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随着他们。”（阿·托尔斯泰）
“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那种玩笑……他们作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 （列 ·托尔斯泰）
不少作家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即人物一旦被创造出来，他们便开始按自己的性格逻辑行动，并且突破创造者原先的设定自由发展，常常叫人出乎意料、大吃一惊。
巴氏将此种现象称为“人物的叛变”。他相信自己笔下人物的确实性，视其为活生生的朋友，忽而气恼地责骂他们，忽而亲切地称赞他们，忽而笨拙地安慰他们的不幸。
福楼拜则在设身处地痛苦地体验作品人物的遭遇中与人物合为一体——如所周知，他在描写包法利夫人服毒时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中毒的种种征候，以致不得不向医生求救。
上述正在被我们日益淡忘、嘲笑和背弃的例子充分表露着经典作家们写作时情感投入的强烈程度及对自己塑造的性格、创生的生命的鲜活真实性的坚信自信程度。
本世纪以降，随着“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诸潮流的兴盛，小说面目发生了革命性巨变。然而人们在欢呼雀跃之际，却大都忽略了新的小说创作在拓展了某些表现领域的同时又关闭了原有的某些表现领域，在强化开辟了某些形式技巧手段的同时又退避放弃了某些形式技巧手段，其中多有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难就易、避繁就简之处。从以偏代全夸大作品技巧和内容的某一方面到全面扭曲破坏传统小说必具的基本要素（如故事、场景描写、人物性格塑造、细节与对话的选择提炼等），恣肆放任的现代小说和小说家一步步走完了从标新求异张扬生命力到将创作割裂分解为若干可机械操作的技术性成分的过程。生命的激情与冲动耗散冷却，生活的神秘模糊与多样可能性消失，牵线木偶式的人物和积木般任意拼搭驱遣的时间／事件要素（颗粒／碎片），表明创作这项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精神劳作已因情感生命的萎顿而蜕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和流水作业。
写作的职业化和现代写作者对自身智力的过分傲慢自信应是文学的死敌。没有对神性的敬畏，没有对存在的惊奇，没有对人及其行为与内心的悉心探究揣摸，没有在无限面前的谦恭／默然／俯首谛听／自惭形秽，文学创作必然堕入无信仰无依皈的空虚平庸琐屑，堕入微渺欲念卑下梦幻的重复抚摸把玩，堕入怪戾强横暴殄天物无视无听的狂妄冷酷，最终在世界一统的时尚大联唱中加进一份聒噪并消失掉自己。
偶见一“创作谈”题目曰：让某事发生（准确点说应为凭空或任意让某事／某人的言谈行动发生）。这恰好可作为前面描述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在巴氏品评描述作家生活与创作的札记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关于亚历山大·格林的那一篇。
我从未见到过自然也就未读过格林的任何一部作品，仅仅在多年前看过根据其小说《红帆》改编拍摄的一部同名电影。记忆里电影的内容早已漫漶模糊，但其中的美丽——画面／色彩的美丽、人物的美丽、幻想的美丽，却叫人刻骨难忘。
谁能想像，“在自己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乐观、勇敢的人的世界和一个芳草萋萋、阳光灿烂的美好国土……创造了许多如醇酒一般使人晕头转向的惊人事件”的作家，经历的是“背叛者和焦灼的流浪者”的坎坷一生呢？充满打骂和羞辱的童年、肮脏的技工学校、下等旅店和力不胜任的劳动、监狱及经常性的饥饿——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将他变成一个恶人或罪犯而故意安排的。孤僻腼腆、离群索居、忍饥受冻、四方飘泊，如影随形的贫困与不幸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为了生存，格林徒劳无益地在许许多多的地方逗留，干过难以计数的职业，一贫如洗、备受侮辱和损害的他几次差点死去，并因革命党案件三度入狱、被流放。他的外表特别清楚地留下了残酷生活的痕迹：这是一个极其瘦弱、有点驼背的人，满脸皱纹和伤疤，一双疲惫的眼睛，只有在读书或写作时，这位未老先衰者才焕发出一种动人的生机与光彩。
1903年，格林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监狱里开始尝试写作，三年出狱后不久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1912年，他在圣彼得堡大量进行阅读和写作，并出版了第一本书。1920年，应征在红军中服役的格林患严重伤寒，虽大病未死却近于残废且生计无着，是高尔基了解他绝望和濒死的处境后将他解救出来，使他恢复了生机。1924年至1932年，格林在菲奥多西雅和旧克里米亚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这是他多灾多难的人生里难得的一段安定和温饱的日子，然而天不假年，狰狞的死神——癌症已逼近了他，“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性格忧郁的人何以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尽管经历了痛苦难堪的一生，却始终保持着巨大的想像才能、纯洁的感情和羞涩的微笑？”巴氏在文章的开篇即这样发出疑问。
一方面缘于现实生活的冷酷无情难以忍受，一方面来自耽于幻想的天性，格林用他的笔虚构了一个世界，它布满阳光、森林、港口、各种语言的喧哗，有许多勇敢自豪、善良忘我的孩子般天真的人物。那是一种与现实生活状况判然有别、反差强烈、闪闪发光、令人着迷的崭新的理想生活，是一种以想像编织的美好未来，而这从根本上源自对劳动、对职业、对大自然、对人类、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真挚的爱。
由格林想到另一位作品风格、取材截然相反的作家：安·巴·契诃夫。
契诃夫历来以对庸俗无聊的灰色生活的精妙描写著称，他善于以犀利准确、入骨三分的解剖与讽刺活画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