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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
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
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从管仲的话
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人已专业化，专门经商，一生经商，而且传
之子弟，使“商之子恒为商”；二是商人受着官府控制，控制的办法是
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所以要“处商就市井”，使其不见异思迁。这
都反映了商人还未从“工贾食官”格局下解放出来。春秋时期，郑国也
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国家，春秋初郑桓公与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
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布宝贿，我勿与知。”①春秋初，郑国刚建立
需要商人支持，所以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上述盟誓。从盟誓内容看，商
人不能背叛郑国国君，郑国国君不能“强贾”和无代价的夺取商品；商
人有市场上的走销宝物，国君不要求知道。这说明商人处境有所改善，
但这一盟誓是郑国国君为求得商人支持的产物，总的看来，商人仍受着
国君的控制。春秋后期，晋国商人地位依然低下，《国语·晋语八》载，
晋国都域“绛”的富商虽富有，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车帷、木做的车
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①。这说明春秋后
期，商人的地位依然卑下。
春秋时期随着“工贾食官”格局的被打破，和商人地位的提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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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出现了两位私人经富致富的大富豪。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 （子
贡），《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
卖出）著 （贮，买进）鬻财於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
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子贡好废（发，卖出）举（贮，买进），与时转货运。……相鲁卫，
家累千金，卒终于齐”。从上述记载看，孔子弟子子贡曾在鲁、卫两国
作官，喜爱买进和卖出货物，可能经营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
奢侈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并与之
“分庭抗礼”。子贡通过经商富至“家累千金”，成了当时著名的大富
豪。子贡的经商艺术在于能“与时转货运”，也就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
而致富。春秋末另一位经商致富的大富豪就是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原是
越王勾践的大臣，辅佐勾践振兴越国。范蠡曾著 《计然》一书，探讨国
家富强的道理，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
国。《计然》提到的经商艺术主要有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
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
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使腐败，
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无息币”。范蠡的经商
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越灭吴后，范蠡“变易姓名”由越
至齐“父子治产……数十万”，齐国曾任之为相，又“归相印，尽散其
财”。第二个时期是范蠡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 （今山东曹县西南），
“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治产
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
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
遂贾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后世商人奉陶朱公为祖师爷，效法
其经商致富，所以范蠡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
战国时商业比春秋时大大向前发展，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首
先经商理论就比过去发展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
一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
出取帛絮，予之食。”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丰歉，太阴在卯，
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干旱，次年丰收；太阴在酉，又丰收，次年
歉收；太阴在子，大干旱，次年收成好。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在预
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作为经商的理论根据。三
是白圭经商能吃苦耐劳，即所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
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有勇有谋，有决断，要迅速，即
所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
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
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由于经商
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称为“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比子贡、
范蠡的经商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说明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商业活动中货
币逐渐普遍使用。春秋时期黄金已作为货币出现，子贡“家累千金”，
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都说明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作
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此外，春秋时期还出现了铜铸币，周景王二十一
年 （公元前524年）“铸大钱”，此前已有铸造的轻钱流行。考古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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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春秋时的铜铸币，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末的铜铸币空首布重的约33
克，轻的仅为其重量之半①。战国时期货币普遍使用，种类增多，《管
子·地数篇》说：“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在现实
生活中黄金、铜币、粟的比价已形成一定的比例。货币的日益普遍使用
是商品交换得到发展的表现。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利润和关税、市
税在不断增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范蠡父子“侯时转物，
逐什一之利”。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 《史记·苏
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说明战
国时的商业利润率已增至十分之二。《史记·货殖列传》说：“贪贾三
之，廉贾五之”，即贪贾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三，廉贾经商的利润率
可以达到十分之五，可见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多的可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
之五。总之，春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是呈上升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关
税、市税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此记载市税征收量
为商品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征收总量为百分之三。《管
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
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则关、市税征收量总
数不能超过百分之四。战国时关、市税的征收总量比 《管子》上述两处
记载有成倍增加，关于这点《孟子·滕文公下》载：“戴盈子曰：什一，
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
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对话。戴盈子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
再逐步去掉关、市税。这说十分之一的商品税在战国时就算比较轻了。
上述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对所征的关、市税等商品税的增加也是当时商
业发展的表现。
战国时是民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私营中小工商业者是个广泛
存在的社会阶层，同时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和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据
《史记·货殖列传》等有关记载，主要有下列一些：靠经商致富的有两
人，即白圭和吕不韦。白圭，周人，战国中期曾在魏国作官，经商时善
于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大富豪，被后世奉为“治生祖”。
吕不韦原为濮阳人，在邯郸经商，认为耕田能获利十倍，作珠玉买卖能
获利百倍，作立国君的生意能获利无数，遂下大本钱活动把秦公子异人
立为秦国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