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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释迦牟尼（佛陀）开创的缘起论＇1＇，既清除了宇宙的造物主，也清除了人生的主宰神，为人的尊严和智慧廓清了地盘，其所昭示的意志自由和完全责任相统一的道德律令，以及转染成净的行为方式，使佛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成为人们建构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任何比较严整的哲学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方法论体系。研究佛教缘起思想，有利于从思想上溯本清源，梳理佛教理论是如何演变的，同时评判佛教思想应该如何演变。
一、问题的提出
缘起论是佛教思想的轴心，隐含着佛教的全部奥秘。在二千多年的佛教史上，佛教义学演化为极其庞杂而又丰富的思想体系，派系林立经典浩瀚。各派别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中又显现出不同特点并相互融合，思想的庞杂和用语的艰涩，使佛学成为难治之学。尽管佛学体系庞杂，但并非全无规则可循。在古印度，佛陀入灭后，部派竞兴，有十八部或二十部之说；后有大乘兴起，进入大小并行时期。初、中期大乘又分为中观学、唯识学和如来藏学三大流，合流的后期大乘演化成密教。从阿育王时期起，佛教渐具国际影响力，快速向外传播，就弘传地域看，传统上有南传、汉传和藏传三大系，近世又传入欧美及其他国度，蔚为大观。虽然各国佛学都是文化融会的结果，都有本土文化的影子，但作为佛教的一支，思想仍植根于印度。因此，欲研究各国佛学的思想渊源，必须先厘清印度佛学的实际流变。印度佛学尽管有大小二轮且派系林立，但其根源就是佛陀开示的缘起论。后世佛教的各宗各派，都源自对佛陀缘起论的不同解读和诠释。通过对佛教缘起论的研究，不仅可以认识到各种佛教思想是如何演化的，而且还可以探究它应该如何演化，并对佛教思想进行整体把握和客观评价。
缘起论是佛教的命脉。佛陀批判地继承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想，依其通达的智慧和深刻的体悟，发现了缘起之道，演示了缘起论，此为佛法之始。佛教之兴在于其缘起论，佛教之灭在于其丧失了缘起论。佛学界倾向认为印度佛教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密教的堕落和回教的入侵。戒律的废驰和武力的强制，或许能摧毁一个佛教组织，但并不必然导致佛教思想的衰灭。一种思想的衰灭往往表现为在演化中逐渐丧失自己的思想特质，否则，无边的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腊烛的光明。也有学者认为是商羯罗从思想上挫败了佛教，成为佛教的最大克星。实际上，佛教的衰亡主要表现为在向以婆罗门教为主导的传统思想回归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思想特质，这一趋势在佛陀寂灭后不久的部派佛教就开始了。商羯罗不过是以婆罗门教信徒的身份收获了玄学化大乘＇2＇佛教的理论成果，如实地指出其“佛”本来就是“梵”。本人希望通过对佛教缘起论的研究，从义理的角度揭示佛教兴衰的奥秘。“然知寸管难以窥天，小蠡难以测海，但不可弃此微诚。”
不同佛教派别有不同的缘起思想，本论重点研究法相唯识学的缘起思想，确切地说是重点研究玄奘所传唯识学的缘起思想。研究法相唯识学的缘起思想，同时也是从缘起论的角度对唯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和重新架构，并对唯识学体系进行客观评价。
玄奘大师所传的法相唯识学法脉明晰。相传西元四、五世纪时，弥勒在印度宣说《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论》、《辩中边论颂》、《大乘庄严经论颂》等经典，提倡唯识中道之旨，开瑜伽唯识派之基础，故弥勒被尊为始祖。从论典角度看，无著可谓是唯识学派的实际创始人，他抉择弥勒诸论的宗旨，著《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书，为大乘唯识学奠定了思想根基。无著的弟子（胞弟）世亲又撰《摄大乘论释》、《辩中边论》、《十地经论》、《大乘百法明门论》、《大乘五蕴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书，盛弘弥勒、无著之学。经过弥勒——无著——世亲的一系三传，基本确立了唯识学大厦的理论根基和框架。世亲晚年作《唯识三十颂》进一步整合唯识学理论，但未及作释便离世。此后印度群贤争相作释，著名的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辩、胜友、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各家围绕《唯识三十颂》的释论，使唯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陈那虽不在十大论师之列，却是世亲的一系嫡传，他的《观所缘缘论》开启了唯识新学。唯识新学由护法、玄奘阐扬光大。护法的著名弟子有戒贤、胜友、胜子、智月、亲光等。玄奘受业于戒贤，传唯识于中土，成为慈恩宗始祖。玄奘弟子窥基传法于慧沼，慧沼传法于智周，此后法脉隐没。
之所以选择以法相唯识学为研究对象，主要考量有二：
其一，唯识学在中、印佛学演化中居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是佛教义学的集大成者。唯识学继承了般若中观学的思想基础，同时接洽了部派佛教的理论探索，对早期佛教的若干悬疑问题进行了回应。此外，唯识学同如来藏学又互相争鸣与融会。因此，研究唯识学能对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有个提纲挈领的认识。就中国佛学而言，可以说唯识学的传播是佛教宗派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慈恩宗与印度佛学一脉相承的关系自不必多言，玄奘之前无著世亲学在中国的弘传，形成了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内在困境，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于是有《大乘起信论》的问世。《十地经论》、《摄大乘论》和《大乘起信论》的习传，为天台、华严等宗派的兴起提供了理论素材和思想基础。因此，研究唯识学能对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有个来胧去脉的认识。＇3＇
其二，唯识学的传承明晰、汉译典藉丰富。尤其奘师的唯识学译著，成为中国唯识学者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可是，近代以来个别学者深受欧美和日本学风的影响，曲意贬低汉译佛典的价值，致使在当今的佛学研究尤其唯识学研究中，言必曰梵，言必曰日，丧失了自己的本有优势和学术尊严。笔者并不否定运用多语种佛典对勘以及现代学术方法的有效性，比如适当运用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手段，可以大大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但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佛学研究必须以客观评价并充分运用母语文献为基础，不可丧失自尊盲目崇外舍本逐末。本文在研究中尽可能多地运用了汉文原典资料，以期纠正近代以来国内外佛学界轻视汉文佛典之偏蔽。
二、中外百年唯识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二十世纪的中外唯识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
近代的中国思想界，为抗衡西学的冲击，部分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佛教唯识学，使唯识学一度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显学。唯识学以其深细明辩和体系严整，不仅仅具有对抗西学以振作中华文化精神的工具价值，而且还有佛学正宗的终极价值，因此，唯识学研究对佛教走势和近现代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十世纪前半期唯识学研究重镇有四：太虚领导的武昌佛学院，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韩清净领导的三时学会，以及熊十力所在的北京大学。太虚的《法相唯识学》、欧阳的唯识经论《序》、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分别成为这一时期的不朽经典。稍后的代表人物，太虚一系的有印顺，欧阳一系的有吕澄，二人佛学研究的卓越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至若其他著名唯识学者的研究状况，我们可由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的《唯识学专辑》概览唯识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唯识学研究，总的来讲呈低潮状态。偏重于研究唯识学的代表人物（团体），据笔者的井底所知，北京有韩镜清（慈氏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田光烈、韩廷杰等，四川有唐仲容。台湾有演培、杨白衣等。香港有罗时宪（佛教法相学会）、霍韬晦（法住学会）等等。总之，近百年来的唯识学研究者见仁见智，大多怀着文化救国或重振佛教的热忱，对唯识典藉进行了精心校勘、增译和诠释，对唯识学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精深研究，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很难用廖廖数语加以评述。＇4＇
但是，中国百年来的唯识学研究，也有一个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