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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受外面的影响，词组越拉越长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词都进来了，没有人怀疑它是中文词，过去我们只说继承，现在我们说传承，台湾人告诉我说传承这个词和英文有关，因为英国人动不动就讲transform，translation，translation不止是指翻译，而且指传递，信息的传递，也是translation，后来就用传承来表示这个词。还有许多许多这一类的词，受英文影响，受俄文影响，受日文影响，这个还很多。说“一路平安”，这个都是外国的表达方法，而且是法国的表达法，北京语就干脆吸收这个句子过来；“最好的祝愿”，best wishes，这完全是从英语过来的，这些太多了，包括外交上的一些词。有些东西比如说电脑上的词汇你怎么从文言文里头或者是农民的口语里头来找呢？比如说它把各项功能列表叫做菜单，如果把我们平时理解的菜单放到这里来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说它像菜单一样不是很好吗？你点什么它就出来什么。有些是和英语一样，那些我都曾认为是照抄英语，喜剧演员葛优，他故意学潮汕那边儿的人，潮州人，福建人，这边是广西人，譬如问你说“有没有去过青岛啊？”你说“我有”，我跟他们说你这是受英语影响，是用has，have来做过去完成式。他们告诉我不是，老百姓自来都有这么说，就是问“你吃饭了吗？”“我有吃”。葛优有个广告是这么拍的，说“我有吃”，也是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连日语这样的拼音文字，它想取消汉字，到现在还非常困难，而且很多人认为汉字太精确了，一个字里全部表达了，如果用拼音文字它要用四五个、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字母。
孟华：人们在谈到汉文化的字本位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汉字里还没有音本位的东西。实际上刚才你谈白居易的时候，他也有音本位的东西，就是说虽然汉民族文化是字本位的，是和西方相比它是字本位的，但是作为它自己的内部系统，它还是字本位和言本位两个系统一起在起作用，这是汉字适应现代化的一面。你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它对外国文化的吸收。
王蒙：而且它开始调整自己，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但是它基本的特色还在，绝对消灭不了，门儿也没有。
孟华：这是“中体西用”。你说的“汉字文化的复兴”，我是这样理解的，不是说是简单的要回到古代的文言状态，而主要是强调五四以来过分的贬低汉字，而过分的强调音的形象。现在需要一种平衡，既要适应变化，同时又要保护文字传统。
王蒙：需要一种双赢，不是说强调了对文言文还很热爱，就是要抗拒现代化，不是这样的，或是抗拒学外语。有些媒体就炒作，说是王蒙整天说是要展开汉语保卫战，这和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在咱们校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就说辜鸿铭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到，钱钟书能做到的，林语堂能做到的，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到。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中国人脑子的内存，和灵气儿、速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对花大功夫学外语我一点都不反感，但反过来说你如果中文学不好，我可以骂你。至于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学日语，应该学！为什么不学？那些外语最好的中文都非常好，母语不好的人能学好外语吗？钱钟书中文不好？林语堂中文不好？季羡林中文不好？
孟华：这可能就是汉字文化的辩证观，一种两面性态度。
王蒙：汉字本身具有机动性，许多话它有弹性。
孟华：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点，要么说是字本位，要么说是音本位，实际上有人说是“弹性的汉字”、“弹性的语法”，有传统的一面，有适应现代化的一面。这样说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全面。
（文字记录整理：侯霞）
孙中山与革命知识分子
？ 霍红伟
孙中山先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毛泽东说：“资产阶级革命，正规的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孙中山先生第一个举起了武装反清的旗帜，领导革命者建立一个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制国家，并且为之奋斗了一生。但既为先驱，则知音难觅，孤独与寂寞中的独行亦是难免，荒原中的呐喊虽可唤醒铁屋中酣睡的国人，得到的却是误解多于同情、怨恨多于激赏。事实也是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得到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长期流亡海外，无法直接领导国内的斗争。由于自身的经历和传统士大夫的局限，孙中山和知识分子的结合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认同和信任的过程。此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目标成为了众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其理论要义成为了革命者尊奉的信仰，其本人也完成了由先知先觉向众人拥戴的革命领袖的转换。
孙中山先生于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因家贫，九岁始入村塾读书，所习功课不过《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这些常见的发蒙读物，到十三岁就已赴檀香山〔2〕。从十三岁到二十六岁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是孙中山接受教育的主要时间。孙中山求学的时段，对于同年龄孜孜矻矻于科举路上的士子来说，十三岁是学习八股文、试帖诗为进入科场进行准备的时期；那个时代考中生员即秀才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五岁〔3〕。以此之故，余英时先生认为：“孙中山先生受的教育主要是在香港和檀香山。他基本上没有受中国古典式教育，但经过用功自修，而且有许多朋友是受旧式教育的，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因而受他们影响很大。”〔4〕可以说，在知识结构方面，孙中山所接受的最为主要的那部分知识是同中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内容。而且孙中山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幼年所接受的一点皮毛的传统知识也渐已忘却，后来不得不重新学起，还曾经请区凤墀做自己的汉文教师。孙中山曾自述：“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5〕又曾说：“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后忘之。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众大笑）。”〔6〕这说明，幼年时期的所学几乎全然忘却，以致对于传统知识的了解居然要通过英文的转译来获取了。这样的事情无独有偶，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也是极为正常的。容闳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且甚于孙中山，几乎连语言也要忘了。不仅如此，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上，孙中山已经成为迥异于传统士人的当时尚属少数的西方式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和新潮人物傅斯年也是自愧弗如。胡适在192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傅孟真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孟真此论甚中肯。”〔7〕近代学人中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新见迭出的唐德刚先生更是认为：“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富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来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8〕然而正是这一点，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却成为了孙中山同传统士人交往的障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还有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吴稚晖等人。
中国的传统士人对西方的承认和接受，经过了几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丰富的西学知识还没有成为孙中山优越于他人的资本，相反，这样的人物是被排斥在当时的主流之外的。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理念和士大夫对于君国天下的责任感，是传统士大夫区别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在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知识的认同和赞赏大都是在现实中接触到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后才发生的。如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