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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草根红学”的前景又是如何估计的呢？
“草根红学”的前景，应该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本来，我是在红学处于最低谷的1999年底，才到北京重温“红学”旧梦的。一年之后，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竟出乎意料地连续热销，自此之后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世纪的“红学热”。后来，周汝昌、冯其庸、刘心武、王蒙、孙玉明等许多学者的红学新著也很热销，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来看，“草根派”都大大地占了上风。这绝非我个人的夸大其词，只消从“主流派”的专家在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的采访时所发出的抱怨声中，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明。他们公然对记者宣称：“现在书市上涌现出来的大量红学著作，相当部分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学术垃圾’……那些沉下去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拉大旗的研究者出书难。”对此，他们除了继续挥舞那根仅存的权力大棒，说一句“像这类奇谈怪论，《红楼梦学刊》一般不予刊登”的威胁之辞，看来真是有点无计可施了。
我想，不论有的人还会使出什么样非学术的手段予以阻挠，“草根红学”都必将会随着今后国运的进一步昌盛和学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变得更加兴旺发达，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能够不分轩轾地包容“主流”与“草根”的生动活泼的红学园地，也必将出现。到了那时，正统人士在学术上挥舞权力大棒实行学术垄断的时代，也必将彻底终结！
（邓遂夫：《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
？ 李 樱
去年第11期《书屋》上发表的《正趋恶化的教育公平性》是一篇非常好的的文章，国内外的许多传媒都进行了转载。文章列举了教育公共投资不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以及高校招生与农村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几位老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拳拳之心，让人感动。笔者想跟随这一思路，探讨一下在目前的教育公平性讨论中还很少被人提及的职业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制度与观念的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在职业教育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这样的政治目标，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实都不在高等教育甚至农村教育之下。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发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资源、环境乃至人力资源、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制约，都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来。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但其中很少有真正是中国自己设计和生产的产品，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工场，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资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赚取最微薄的利润，在发达国家主宰的全球化分工中占据最底层的位置。这样的状况不改变，不仅中国很难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即使是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很难长久保持。在知识经济日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必须加速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职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真正形成我国自己的产业优势，进而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应该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先进生产力，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仅仅依靠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我们教育的决策者和舆论的眼光实际上都主要盯在高度教育之上。按照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由1997年的百分之九点一，提高到2000年的百分之十一，2010年的百分之十五”。“十五”规划又将百分之十五的毛入学率提前到2005年。高等教育的确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前些年扩招的大学生这两年开始进入社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或很难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发展速度很快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仍然只能靠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民工从事简单的劳动。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大学生去企业又觉得学非所用，这显然是职业教育的失职，而职业教育的失职显然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偏差有关。教育的公共投资本来就不足，而这种总量不大的教育经费又被高等教育所挤占，近年农村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教育经费的走向更是与职业教育渐行渐远，这样的格局是非常危险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高级技工所占比例仅为百分之三点五，发达国家则高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差距显而易见。企业要完成结构性调整，产品要升级换代，都必须依赖技术型人才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我国每年有一千四百多万下岗和失业人员，农村还有一点六亿以上需要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这都是一些将深刻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办法当然是教育，而且主要是职业教育。因为不论我们的高等教育以何种速度发展，高等学校都无法解决如此规模人群的教育问题。
目前的问题是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地位太低。在以普通教育为主体的制度中，所有人都挤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一条独木桥上厮杀，升学率成为了衡量学校教育的惟一标准，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学则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惟一标志。也只有这一条道被视为正道，而别的道路都只能说是“离经叛道”或“不走正道”，职业学校则成为了收集这些被普通教育淘汰的差生的地方。学生不愿学，教师水平低，加上办学经费也极度缺乏，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职业教育的现状严重地挑战了教育公平的理性。在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普通教育及其他学校教育一般以青少年为教育对象，能够在义务教育期满后留在普通教育制度内继续学习的人群非常有限，而职业教育的目标人群则要广泛得多。职业教育既包含职业学历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还包括职业培训在内等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它可以是职前的学历性教育，可以是在职人员的提高性教育，可以是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教育，还可以是行业、系统内部的专门性教育。从受教育者来说，在他的一生中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多次的。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就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应该按平等的原则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身上，罗尔斯认为至少在某一阶段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用对待强势和弱势的不平等的手段达到真正的教育公平的目的。这样的主张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天赋、个性乃至享有的教育资源都不同，因而一个人的价值也就很难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好的教育制度应该以人为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充分理解和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智力、个性差异和性格特征，因材施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不同的人提供广阔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成员在认识和实践方面的一种全面的、终生持续不断的经历，而不是把教育单纯看作是一种达到某些目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不再将职教和普教视为等级、智力上的区别，而将其理解为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