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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期间，一位反战的日本同学、评论家室伏高信对资公说：“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资公当即返回上海，这边也发生了变故。宋子文（1894—1971）同意银行开业，条件是由其弟宋子良出任总经理。各大银行窥破了宋子文插手并控制各大私营银行的意图，不得已撤回申请。资公返回天津的次年，战争全面爆发。不少金融界同仁避往后方，但资公坚守在沦陷区济世救民，每天中午主持天津银行界同仁的聚餐会。
1941年，资公到南京出差。湖南同乡、留日同学周佛海（1897—1948）找上门来，力劝他出任汪伪政府财政次长〔15〕。资公峻拒道：“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就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周佛海只好作罢。资公意识到这未必是周佛海的个人意见，若不及时离开，可能后患无穷，于是见机之先提前回津。夫人童益君赞道：“如果你做了汉奸，我立即与你离婚。”
1944年，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京津金融界要人都收到了委任书。资公写道：“很明显，这是个伪职，如果担任就从此成了伪组织的一员。我很气愤，认为受了一次奇耻大辱，宁可牺牲一切，决不妥协担任。”他既未观望拖延，也不与同仁商量通气，当即挂号退回委任书。万勿小看这一细节，挂号能确保对方收到，避免遗失而导致误会，也许多一番纠缠，就有意想不到的变数〔16〕。
1939年，华北河流泛滥，堤坝决口，天津顿成泽国。英租界地势低，水深逾丈。上海银行天津分行在地势较高的法租界，居然没有进水，可以照常营业，但门口成了码头，职员上班、客户存兑都必须坐船。这可视为资公一生的注脚：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四、无往不胜，长袖善舞
1945年抗战胜利，有个施某宣布自己是国民党地下党员，声称奉中央政府之命，要天津各界推派代表，由他率团前往重庆商洽接收事宜。作为金融界代表，资公成了代表团四名成员之一。到重庆后始知，施某并未奉命，而是想借代表团抬高身价以谋私利。然而资公擅长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趁此机会从战时迁渝的上海银行总行携带十万法币回津。
不过回程颇费周折。由于重庆接收大员和各界避难人士急于赶往光复区，导致一票难求。资公敬重且交好的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1876—1951）也想尽快赶回天津复校。资公敬重且交好的老同学、湖南同乡范旭东（1883—1945）也想尽快赶回天津永利化学公司复工——资公留渝期间曾尽心尽力予以帮助，不料这位中国化工之父突发心脏病去世。
资公身为中国旅行社华北区经理，独自回津殊非难事，但他坚持要与另外三名天津代表一起走，真是侠肝义胆，轻利重情。好不容易争取到搭载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包机，然而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超载，四人眼睁睁看着它起飞。孰料这架飞机因人员超载且携带大量金条，升空高度不够，一头撞上了秦岭。资公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为了尽快赶回天津，只能放弃直飞，绕道南京再转天津。然而资公突然发起了高烧，在从天津机场回家的车上已不省人事。富于戏剧性的是：多位名医正在资寓等他。这些名医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日占时期避入天津租界成了资公好友。他们不请自来并非预知资公患病，而是为了打探重庆方面的时局消息以决定行止，结果在第一时间对资公实施了名医会诊：原来他身染美军士兵从南洋带来的登革热。此病死亡率极高，幸亏治疗及时，资公又一次从病魔手中夺下了索命牌。
资公养病期间，其部下按其筹划拓展银行业务。由于比其他银行领先一步用法币代替伪政权货币，再加上资公长袖善舞的金融韬略，十万元法币的功效被发挥到了极致，因而轰动平津。
1946年春末，资公的湖南同乡兼留日老友、中共地下党员沈其震（1906—1993）秘访资寓，一是要求资公在天津组织民主党派，二是邀请资公去就近的解放区张家口参观。资公应命其一而拒绝其二。理由是内战一触即发，张家口乃战略要地，万一战事骤起不能脱身，一己安危事小，不能在天津主持应对提存挤兑，责任至大。果然不出一个月，1946年5月底，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首先攻占了张家口。
1946年末，全国大中学生掀起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一二·九”运动，资公暗中资助费用，还把国民党追捕的学生留住在家，帮助他们潜入解放区或转移别处。风声走漏后，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向资公暗中通告，天津市长杜建时约见资公予以微讽。资公急电上海陈光甫，告以处境危殆，要求用出国考察名义把他调离天津，旋即离津赴美，前往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
一年多以后，资公谢绝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的高薪挽留，打算坐船顺路观光返国。因国共战局易势，夫人童益君电告资公，准备离津回沪。资公急电家中不可轻动，立刻放弃归途观光计划，改坐船为乘飞机，在平津人士纷纷弃家南下之际，他逆向而动回到了天津。
五、尽弃长才，知止不殆
资公急急赶回国内，余生尚有四十多年，他干了些什么呢？可惜资公轻描淡写地草草略过，令人不胜浩叹，复又思之憬然〔17〕。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各界人士弃家南下者更多。4月下旬，刘少奇赴津稳住工商界。5月2日，刘少奇（1898—1969）与天津工商界人士座谈，资公在座亲聆了这位湖南同乡的“剥削有功”论〔18〕。
1949年9月，资公受托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1950年春天举行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通过了资公关于成立中国金融学会的提案，并命其负责筹备。金融学会会长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1895—1967）挂名，〔19〕其后循例不断易人，资公终生担任副会长。
1950年秋天以后，全国各省市分别开始且先后完成了私营金融业公私合营。1952年春，资公提议实行全国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人民银行采纳并委派资公赴上海筹备，到年底全部完成。资公被从天津调到北京，出任公私合营银行总行副行长。这是资公最后一次建言。此时的资公刚过知天命之年，才智已臻巅峰，理应大展宏图，然而那双穿透历史烟云的无上法眼，业已看出世纪中点即世纪拐点。在此之前可以与言，故资公频频建言。在此之后不可与言，故资公转而沉默。然而其默如雷，震耳欲聋；大音希声，万世遗响〔20〕。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资公一生遇到的最大考验。《天津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大字标题：“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登出大字标题：“资耀华罪行严重，拒不坦白引起公愤”。“拒不坦白”说明资公不仅问心无愧，而且处变不惊。“拒不坦白”也可视为资公保持半个世纪沉默的别解，而且是渡过浩劫的最佳对策。有人对1957年资公未被划为右派深感意外，其实绝非意外。若非如此，就不是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世事洞明的资公了〔21〕。
1959年，资公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到1996年去世。他先后收到过周恩来到朱镕基三位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被称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22〕资公曾以不是党员坚辞此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1901—1981）说：“这是周恩来点名任命的，会配备党员副主任和党员秘书配合你工作。”于是资公坚持要党员副主任全面负责行政、管理和人事，自己仅仅主管搜集近代货币史资料〔23〕。
资公心无旁骛地投入整整三十年时间，主编了数百万字巨帙的《钱庄史料》、《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清代外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