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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你”（《情书二束》）。那么，章对吴会是怎样呢？果然，吴遇人不淑，结果自是一场悲剧。
章衣萍夫妇是在1936年时举家入川的。章衣萍后来担任过四川省政府的咨议，后为军校教官，期间又另营了藏娇的金屋，所谓“锦城之花”，此时吴曙天已患有鼓胀病。据马蹄疾先生遗作《鲁迅生活中的女性》一书中说：“1942年吴曙天在爱的失望中死去，时年三十九岁”，又说，章衣萍呢，在其“临终不久，又娶了新人”。但又据《吴虞日记》，1938年2月吴虞见到章衣萍时，章已娶有新妇，所谓“刘太太，新繁人也”，则章衣萍与吴曙天的结局还在其前。1944年，章衣萍又与南海伍玉仙缔婚，其生有一子，即章念天，这个名字，我想是为了思念吴曙天吧？
1947年12月，章衣萍在四川遽然死去。据说他还遗有一长女，名小萍，也不知是否是吴曙天的骨血？
沈从文的“己”
？ 伍 国
提到沈从文先生，大概总想到《边城》；提到《边城》，也立即想到沈从文先生。“代表作”有时候也是很恶作剧的，一位文学家，在众人眼中仿佛被自己的某一部作品一下就“代表”了。《边城》成了招牌，沈从文的世界、沈从文的湘西就成了世外桃源、田园牧歌的代名词，其实这似乎大大地简化了沈从文的经历和思想的厚度。在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神庙”下面的基座，应该不单是对人性的天真的幻想，返璞归真的欲望，而应是一种更深沉、更厚重的体悟，就在“边城”中，也有各种可怖的事，正是在目睹和经历了人性与人世的种种惨烈、残酷、荒诞、诡谲后，那毕生供奉的美的人性才更显得珍贵。
辛亥革命前夕，湘西的清朝反动势力镇压苗民起义，童年的沈从文就亲眼看见被砍下来的“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看着这些“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来的东西”，沈从文却并不怕，只在想，为什么这些人会让兵士砍他们。他还远远地隔着河，与小伙伴看持续了一月之久的杀戮。那时杀人还需抽签，“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沈从文在回忆散文中写道：“我刚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辛亥革命的一课》）参加军阀部队后，沈从文目睹和经历的杀戮更多，也更加不以为意：“二天路程中我们部队又死去了两个，但到后我们却一共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两千。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沈从文还细细地描摹带着稚气的青年士兵对待尸体的方式：“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清乡所见》）对暴力和血腥的记忆是如此顽强，以致于到了1980年，已进入老年的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还记忆犹新地说：“我从小就看到这种残暴虐杀无数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
这些经历在使年轻的沈从文变得粗砺坚韧的同时变得忧郁和深刻，暴力和死亡开始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一些人在什么情况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份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和城里读‘子曰’的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怀化镇》）沈从文的一生，始终有一种与环境既融合又疏离的体验，混迹军阀部队的生活并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因而他的内心是“寂寞”的。而当他到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里”之后，却又时时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或许，对大量鲜活健壮的生命可以在瞬间被人类的愚蠢和残忍剥夺的亲身体悟，就已经使沈从文对人性与命运中最真实的一面有远比一般的城里读书人更深的认识，从而使他一面特别能够适应，一面又外在于周围的环境。他曾经觉得与大学教授是隔膜的，因为教授们“除了说说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得到的他那一份感想，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构成，总似乎缺少一点什么似的。可交换的意见，也就很少很少了”（《常德》）。“边城”中的一个“边”字就把这种疏离感传达出来。
死亡看得多了，写到死亡时笔触便极为冷静。短篇小说《黔小景》写了两个行路的商人在贵州深山的一个客栈中借宿，他们大声地说笑，与店老板聊天，欣赏着黄昏美丽的景致。而年老的客栈老板心里埋藏着自己的儿子已经死去的秘密，却并不说与不熟的住客。第二天，两名商人出门，走在山路上，沈从文写道：
在什么树林子里，还会出人意外发现一个稀奇的东西，悬在迎面的大树枝桠上，这用绳索兜好的人头，为长久雨水所淋，失去一个人头原来的式样，有时非常像一个女人的头。但任何人看看，因为同时想起这人就是先一时在此地抢劫商人的强盗，所以各存戒心，默默的又走开了。
原来商人们是在死与生的间隙中谋生、开玩笑和欣赏黄昏的。生与死仅在一瞬间，生者与死者不过一步之遥，剥夺生命的过程如同一个好玩的戏台。过多的死亡、过强的反差真能让人放弃狂热，在平静和沉默中体味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存在。沈从文在军中的朋友们都“勇敢直爽，十分可爱”，在十余年间，他们一大半做了小军官，但又“在历次小小内战上牺牲腐烂了”（《保靖》）。而沈从文本人，“上次若跟他们去了，现在早腐了烂了。上次碰巧不死，一条命好像是捡来的，这次应为子弹打死也不碍事”（《一个大王》）。当沈从文终于决定离开军队去北京谋求发展的时候，心态是介于听天由命和与命运抗争之间，“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一个转机》）读沈从文的散文，常常在这种平淡的语句中读出一种极强的植根于中国人灵魂中的宿命感，和在充分认识人世艰辛残酷后才达到的彻悟。
乡间淳朴民众的生与死，幸与不幸仿佛都不由自己掌握，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宿命感在田园诗般的《边城》中同样存在。在不多的几个主要人物中，翠翠的父母早已去世，随后又有爷爷的病亡和天保大老的意外死去，在一系列的阴差阳错、犹豫和误会以及相关人物的死亡之后，翠翠原本似乎有了明确前景的人生变得扑朔迷离，故事没有终结，翠翠还是没有归宿，她又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三三》中的小女孩三三，本来已经与城里来的“白脸先生”见过面，而且有了出嫁的可能，但白脸先生的死亡，却像神秘的命运突然伸出手，打碎了一个姻缘，也将一个已经在酝酿的少女的梦想打碎了。但梦破碎的痛苦却是无以言说的，不仅因为翠翠和三三的梦想在庞大的命运面前原本就非常朦胧和脆弱，更因为“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黄永玉先生在回忆沈先生的文章《太阳下的风景》中坚信这是一个让他产生“信仰似的尊敬”的规律。因而，沈从文笔下的美，总是带着很淡的感伤，有悲哀和痛苦，但又从不去把它道破。
命运是荒诞的，但其中的一些人们偏偏活得特别认真，所以尤为可爱。一边是改朝换代，留发剪发，军阀内战，烧杀抢掠，一边是日常生活，爱恨情仇。正是在无处不在的贫困与不可预期的死亡的阴影之下，一切存在和进行着的生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人的认真的爱与憎，欢乐与泪水，水手的放荡，妓女的痴情，粗鲁的语言，疯狂的感情……才全部变得特别美好、庄严和温暖起来。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沈从文写一个年轻聪明的妓女夭夭因为他这个陌生人的到来而刺激起来的对生活的渴望，让人想起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情窦初开但又无法改变现实的舞女熏子。沈从文在回忆湘西的散文中甚至还记叙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个汉子，将一个他所爱慕的女子刚埋的尸体抱到山洞里去睡了三夜才又送回来，这等伤风败俗之事自然为道德和法律不容，可是当这位汉子行将受死刑的时候，竟然还当着行刑士兵的面“柔弱”地微笑，自言自语地说，“美得很，美得很”（《清乡所见》）。这样的事，“城里的教授”和作家恐怕无论如何也虚构不了的。沈从文笔下的普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