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30年7月，梅川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此段说明文字连同已发表的《关于〈关于红笑〉》合成一篇，题名为《关于〈关于红的笑〉》，作为附录列于该书后。在该书《小引》中，梅川交代了翻译《红的笑》的动机和过程：
想译这本书的心，还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当时不知何故（照所谓“鹤西”的逻辑，必是因为见了他的原稿而想译的罢，虽然时间上有矛盾）。忽然想译这本书，于是买了一本美国Boni and Liveright公司出版的《近代丛书》中与《七个被绞死的人》合订的一本。因为不能像“鹤西”赶译，也因为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去译，所以到一九二八年暑假前还只陆续译了上半部。到那时才定了决心，在相当期内，把这下半部译完；当时还因为《近代丛书》的版本中miss print太多，又去买了伦敦T。Fisher Unwin公司Alexandra Linden译的一本。译完之后，直到暑假后回上海时带来，后由鲁迅先生介绍到小说月报社，并用日译本替我校了一遍，改正不少错误的地方。到现在，不知怎么一来，变为用所谓“鹤西”的译文做蓝本而译的东西了。这些不太离奇么？
梅川认为他翻译《红的笑》的动机要早于鹤西，上半部于1928年暑假前就已译出，译文也发表在先，因此他不可能以鹤西的译文为蓝本。所谓“抄袭”，完全是鹤西“瞎说”，是“以不正当（竟可以说是下流）的方法来侮辱”，是“过分的损人”的表现。
1934年，杨霁云为鲁迅编《集外集》。鲁迅看过选目，表示“并无异议”，但“还记得”两篇，其中之一就是“《〈红笑〉跋》”〔2〕。同年12月18日，鲁迅致杨霁云信中云：
《关于红的笑》我手头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这种口角文字，犯不上为它费工夫。但这次重看了一遍，觉得这位鹤西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3〕。
平心而论，鹤西怀疑梅川“抄袭”自己的译稿，虽事出有因，但缺乏明确有力的证据。鲁迅批驳《关于红笑》，笔锋犀利，极富思辨性，但他反说鹤西“参看”梅川的译本，则似乎理由也欠充分。梅川声称并没有以鹤西的译文为蓝本，毕竟是单方之言，到底抄没抄，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此后，“抄袭”一事没有下文，遂成了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
六十六年以后，鹤西忆及这场因自己而引起的小小的风波，曾讲过下面一段颇有意味的话：
……安得列夫的《红笑》，北新书局接受了，却迟不出版，我就要回在北京“文化书社”（按：应为南京岐山书店）印了，后来北新（按：应为商务印书馆）又出了梅川译的《红笑》，由于自己的幼稚浅薄，还未成文人就有了“相轻”的恶习，诬人抄袭，因而和鲁迅先生展开过笔战。却也要深深感谢鲁迅先生，这提高了我的认识，最终放弃了以文为生的梦想。书印得也不大好，书的不幸对我却是幸事，否则也许会堕入“无行”之列的〔4〕。
鹤西在文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责之意和对鲁迅的感谢之情。不过，鹤西在从农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文学之梦，仍在《骆驼草》、《小说月报》、《文艺月刊》、《沉钟》、《人间世》、《水星》、《新诗》、《文学杂志》、《文艺复兴》等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诗文和译作。
注释：
〔1〕鲁迅：《关于〈关于红笑〉》，《语丝》周刊1929年4月29日第5卷第8期。
〔2〕〔3〕《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0、606页。
〔4〕鹤西：《不幸的书稿》，《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慈禧与京剧
？ 蒋晗玉
慈禧之好戏曲与咸丰帝对戏曲的痴好有大的关系。而咸丰帝的好戏与清朝乾嘉以来，以场面浩大恢宏的宫廷演剧活动来炫耀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并将戏曲演出列入朝廷仪典定制分不开。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躲进避暑山庄。在圆明园被掠夺、焚毁，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国家、百姓陷入空前危难之时，他却“着昇平署〔1〕三拔至热河”先后把京城内府伶人两百多名调到避暑山庄来给他演戏。
次年七月是咸丰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初一至十五，山庄里唱了十一天戏。据昇平署档案，当时演出剧目多数是由外间伶人新带进的民间流行的二簧戏。咸丰对此兴趣之浓，表现在当时宫廷按例要演的节令戏，如七夕的《仕女乞巧》、十五日中元节的《佛旨度魔》等都停置不演而换二簧戏，这些对慈禧喜好西皮二簧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也使她亲睹了“外学宫外艺人之盛”，虽然当时在热河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山庄演出的三百二十余出戏目中，属于乱弹的二簧戏等只占三分之一，昆、弋两腔剧占三分之二。
慈禧执掌权柄后的一些演剧情况资料，展现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演剧相关情景。沈宗畴《便佳簃移杂抄》云：
自慈禧柄政，乃大度其例。一月之中，传演至数次之多，并自编小梨园一部于内教坊。慈禧观戏处，名阅是楼，在养心殿右，距慈禧寝宫约数十步。正厅为楹三，慈禧自书额，中设宝座，暖阁复之。阁横小匾，长五六尺，字细不可卒读，仅辨下款为“陆润庠书”。厅前左右，有廊不甚广，凡福晋、命妇蒙特召者，均坐于是间。听廊四壁，被以金色缎，录《万寿赋》，字如胡桃大，皆南书房翰林手笔。戏台方式不甚大，而极华丽，是为宫内之小戏台。戏目慈禧自定，命内监传内务府人员，然后以黄纸大书口传懿旨，演某某戏，分粘之前后台。每一出上，必先有内务府司员二人，朝冠补服，自幕后出，分立台左右，谓之带戏，出止随下。所演多文戏，如《捉放曹》、《定军山》、《红鸾禧》之类。演毕，内务府照例犒赏。其尤负盛名各伶，则慈禧另赏以内帑，多寡无定额。各伶皆至台前谢恩讫，始由内务府人员领之出宫。〔2〕
再来看看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他在光绪十年十月中记入了观看慈禧长春宫内侍太监戏班，不属昇平署编制的本宫戏的情况：
初九日晴，无风……自初五日起，长春宫日日演戏。近支王公、内府诸公皆与。医者薛福长、汪守正来祝，特命赐膳、赐观长春之剧也。即宁寿宫赏戏，而中宫扌厌 笛，近侍登场，亦罕事也。此数日长春宫戏八点钟方散。
初十日晴和无风……坐帐吃官饭。巳初二刻入座戏七出，申初三刻退，凡廿六刻。有小伶长福者，长春宫近侍也，极儇巧。记之，此辈少为贵也。
满洲命妇多抱病，惟福昆、崧申、巴克坦布三人妻入内。闻终日侍立，进膳时在旁伺候一切。传恭邸第四子入内，赏戏，递如意。戏台前殿阶下偏西设一台，有高御座，向来所无……〔3〕
长春宫太监科班的建立是在慈安太后死后服丧期满、开禁演戏之时。慈安作为当时惟一对慈禧有所约束的人死后，慈禧随心所欲看戏作乐取代了慈安在世时的有节制的娱乐。本宫戏随时可唱，免去了传外学与昇平署的繁琐。慈禧有时还可亲自加入，另外便是可以更多地搬演西皮二簧戏。同时，挑选年幼的太监，让他们以西皮二簧戏学习为主，这不能不说是西太后加强此戏在宫中份量的重要措施之一。当时京城和内廷还认为二簧戏地位低，昇平署太监也奉昆弋腔为正统，对学习二簧戏有抵触情绪，使得老佛爷的谕旨着太监习学时，不得不加上“不准不学”。
慈禧看戏很有门道，研究之深入是非常专业的。本宫唱戏太监耿进喜回忆道：
唱，老太后可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昆腔、二簧全成；在听高进喜唱了一段《占花魁》之后，老太后还拨正了几句。还有乱弹的《阐道除邪》里剥皮鬼唱的反调，就是老太后编的词，足唱二刻多。……同治爷敢跟太后上脸，我这是听师傅说的，那当儿还没我哪，说是同治爷能唱武生，可是没嗓子，唱过《白水滩》，赶着没外人的时候哄太后一乐。有一会在宁寿宫唱《黄鹤楼》，同治爷唱赵云，太监高四唱刘备，赵云打躬参会主公，那高四赶紧站起来打横说：“奴才不敢”同治爷说：“你这是唱什么戏呢﹖不许这样，重新来”逗得太后直乐。〔4〕
十九岁便死去的同治，自小这点戏剧爱好，自然与慈禧的熏染有关。慈禧不像同治与宫中近侍伶人那样习唱，她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