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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总决战、大对抗发生在罗兰·巴特和雷蒙·皮沙尔之间。1960年，法国图书俱乐部出版了巴特的《拉辛笔下的人物》，同年夏天，他又写了一篇《历史与文学：关于拉辛》发表在《年鉴》上。他既运用了雅各布森的两极论，也运用了弗洛伊德的范畴，还使用了共时性方法。这可触怒了索尔邦的拉辛研究权威雷蒙·皮沙尔。1965年，他专门抛出一部著作来回应，标题就叫做《是新批评还是新诈骗》，于是总攻就开始了。让我们看一看多斯惊心动魄的描述：
一场荷马之战在罗兰·巴特与雷蒙·皮沙尔之间爆发，它能最佳地解释那个时代的症结所在。这是一次重要的马上长矛比武，与之相伴的是新批评对旧索尔邦的挑战。关键人物是经典中的经典——拉辛，他已经成了或毁或誉的对象。
古老庄严的索尔邦是否会自废武功，让那些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新闻涂鸦，什么是文学瑰宝的人，践踏索尔邦在悲剧领域里继承来的遗产？可以肯定，这样的挑衅索尔邦决不会熟视无睹，因为法国性受到了侮辱。这场对抗在六十年代中期，发生于具有不同制度性联系和个人才能的两队人马之间。雷蒙·皮沙尔属于庄严肃穆的索尔邦，而罗兰·巴特则从现代化的边缘的机构中发出呐喊。决斗的舞台已经搭起，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仿佛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拉辛悲剧就要开演。这场生死之战加深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从此以后，文学史不再一样，它陷于两种语言的撕扯之中，每一种语言都觉得对方来路不正。
这简直就是中国武打小说的西方学术版。其实，巴特在文章中并没有直接攻击皮沙尔本人，但皮沙尔还是自命为索尔邦的发言人，毅然展开反击。因为巴特所代表的新批评对旧的批评标准的绝对性提出了质疑，而这充满了危险。
在热闹而激烈的论争之中，人们的各种面孔就清晰地显露出来了：索尔邦学院话语的封闭保守，一代青年学生热情似火激动兴奋，和事佬们貌似公允：“它们全都对”，媒体和出版社则立即起哄：“到了一百五十页，罗兰·巴特被击倒在地。”“巴特是否应该被烧死？”当然还有处于漩涡中心、善良无辜、冒着被烧死的危险、朝不保夕的罗兰·巴特。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争斗还仿佛一只“真正的知更鸟”，“宣布了1968年春天的到来”。
同样的战斗还发生在列维－斯特劳斯与乔治·库尔维奇之间，在列维－斯特劳斯和沙特之间，在列维—斯特劳斯和保罗·利科尔之间。当然还有德里达发动的针对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的解构大战。那真是一个思想的硝烟弥漫天空的时代！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红笑》风波
？ 陈建军
《红笑》是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描写战争及战争对人性摧残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04年。整篇小说分两部，第一部是“我”（哥哥）生前留下的九个日记片段，第二部有十个日记片段，是“我”（弟弟）接着哥哥写下的。1909年，鲁迅“曾经译过几页，那预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1〕。初版《域外小说集》卷末载有“新译预告”五种，第四种即为“俄国安特来夫：《赤笑记》”。鲁迅的几页译稿，今已散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有两个人也翻译过安德列耶夫的这篇小说，一个叫鹤西，一个叫梅川。
鹤西（1908～1999），原名程侃声，湖北安陆人，现代作家，著名的水稻种质资源专家。1927年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当时，除创作了一些诗文外，他还译有《镜中世界》、《梦幻与青春》、《一朵红的红的玫瑰》等外国文学作品。从现有资料来看，他和鲁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往来。
梅川（1904～？），即王方仁，原名王以芳，浙江镇海人。1926年9月，由上海南洋大学转入厦门大学国文系学习，11月，在鲁迅热情支持和指导下，与崔真吾、俞荻等六人成立泱泱社。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定居后，他也随即到沪，同年冬，与鲁迅、柔石、许广平等人成立朝花社。1930年春，朝花社停办，据说与他和他的哥哥干系重大。1928年前后几年，他与鲁迅的交往比较密切，《鲁迅日记》中记载其事就有七十七处之多，那时，他在《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语丝》等上面发表了一些译作。
1928年暑假，梅川将译稿《红的笑》寄给鲁迅，请鲁迅介绍发表，《鲁迅日记》8月21日记有“上午得方仁信并稿”，此“稿”当为《红的笑》。同年10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鲁迅寄稿。鲁迅于是找出梅川的译稿，并根据日本作家、翻译家二叶亭四迷的译本改订了二三十处，后亲自送交小说月报社。1929年1月10日，《红的笑》译文一次性登载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上。
1929年4月，鹤西有一天在蹇先艾家中读罢《小说月报》上梅川的译文，怀疑梅川有见过并抄袭他和张骏祥译稿的可能。他因之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笑》的长文，分三次连载于1929年4月15日、17日、19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文中，鹤西首先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鹤西以为梅川的译文与他们的初次译稿在句法神情上都很相似，尤其是第一部。“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他希望梅川对此能高兴地给一个答复。
梅川并没有就此及时答复鹤西，倒是鲁迅站出来极力为梅川作了辩护。1929年4月20日，鲁迅看了鹤西发表在4月19日《华北日报》副刊上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后，当即著文反驳。鲁迅认为梅川不可能看过鹤西的译稿，因为他和北新书局的人一个也不认识。梅川的译文与鹤西的译稿有些相像，“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鹤西仅凭彼此之间有“神似”之处，就“诬别人为‘抄袭’”，实乃“神经过敏”、“想入非非”。此后几天，鲁迅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4月24日，他写了一段补记，进一步指出：“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以上两部分文字，鲁迅以《关于〈关于红笑〉》为题发表于1929年4月29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5月8日，鲁迅又作了一段补充说明：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1930年7月，梅川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此段说明文字连同已发表的《关于〈关于红笑〉》合成一篇，题名为《关于〈关于红的笑〉》，作为附录列于该书�